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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与无用:事物意义的逻辑基础
杨庆峰
(上海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44)
摘要:物的认识论传统揭示了本质及其属性是物的意义基础,以此为基础形成认识经验;物的现象学生存论传统揭示出使用是物(用具)的意义基础,以此为基础形成有用性的经验;随后又揭示出游戏因素,这构成了艺术经验。上述传统中无用性被看作是阻碍理解物的因素。无用意味着物之有用性的消失,使得物的现成性得以体现。但是无用与有用共同构成了物之意义的基础。对物的无用性的重视表现了不同于物的现象学理论的地方:无用使得物之用得以持存;彰显了用者的情感世界,更提供了为人之法的借鉴。
关键词:物;有用性;无用性
Utility and Non-utility: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Thing
YANG Qing-fe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Epistemology discovers that essence and its property is foundation of meaning of thing, and Epistemological experience is emerg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ism discovers that usability is foundation of meaning of thing, and experience of usability is emerging, and art experience is coming with Spiel factor. Uselessness in tradition above is looked as factor impeded understanding the thing. Uselessness means disappearing of usability and emerging of present-at-hand. But uselessness and usability is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meaning of thing. Attention to uselessness is different from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that is, uselessness make thing live, discover the user’s feeling world, and supply human being the way to how to act.
Key words: Thing Utility Non-utility
纵观西方哲学传统,相比于心灵、思维与理性,事物因为其粗糙性、短暂性和超越性被忽略,而且也因为对其理解基于物之属性和有用性,更将这种忽略推到了极致。即便是现象学生存论的出现,也使得关于物的探讨停滞不前。当然,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物之无用的观念则使得事物意义的探讨获得推进。有用与无用共同构成了事物意义的逻辑基础。
一. 物的现象学生存论传统的出现
在物的理论上,存在着认知传统向现象学生存论传统的转变。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黑格尔,物就在认知的角度被探讨着,认知传统强调对物的本质、属性的确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论是对自然物还是人工物的分析都是探讨各自的本质;在笛卡尔那里,“广延”就成为物体最为重要的特性。在这一阶段本质和属性规定成为理解物的关键,对物的认知探讨都是集中在物的本质属性上;康德的出现和胡塞尔的努力,扭转从物本身寻找本质属性的方向,在他们这里,所注重的是探讨物如何呈现给先验主体。物的构造问题成为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在这一传统中人与事物之间认识成为根本的关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奠基于‘瞠目凝视现成的纯粹呈现的某物’”。[1]海德格尔所实现的是他扭转了这一方向,他对物的探讨带给我们一种生存论的转变,对物的探讨从本质中摆脱出来,从而面向物本身,继而形成了物的现象学--生存论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人工物成为物的主要指向。在现象学--生存论的视角中,物以用具的方式展现着自身,即与用者的实践活动关联在一起的东西。海德格尔指出,“古希腊人在谈到pragmata(物)时指的是人们在其praxis(实践)中与之所打叫道的东西,即人们对事物的烦忙着的先行占有。按照古希腊人的这些思想,海德格尔把我们在日常的烦忙中所碰到的每一种东西都称之为器具、用具(Zeug)。” [2]在物的分析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关于物的理论,即物以用具的方式出现。“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这个世界之内的东西是如何地不是作为物理客体(这些物理客体是作为明显地现成在手的东西而单纯地出现的)而被给予的,而是作为有用的东西或一件件的用具(Zeug)而给定的。”[3] “根据海德格尔,事物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工具和用具(Zeug),因为我们的使用以及它们以那种方式出现。”[4]用具的特性是有用性。“对我们来说,物主要是被用的,特别是,当物被理解为与同一的物理实体相关联的原初意义时。物的意义是与它们的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根据同一性这种意义是决定性的,当它们与任何具体的使用脱离之后,如破损、无关或者当前被设计时。”[5]物的现象学理论主要是基于对认知传统的批判,从而实现人与物之关系的重新奠基。这一批判的结果就是树立起这样一种信念:物的意义基于使用而非对对其本质属性的认知。这一理论使得我们对于认识论传统有了改观。“理论的、认知的态度将会给予我们仅仅呈现着的光秃的事物,但它对我们而言只是一种可能的态度,而且也不是根本的态度。”[6]那么现象学生存论的传统与认知传统的关联是怎样的呢?
物的认知传统和现象学生存论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一种继承,而非完全的抛离。认知传统强调属性和本质,对物的本质和属性的认识为理解物奠定了可能性,如水(H2O)无色、无味。现象学生存论抛弃了知觉关系所具有的奠基性质,当它完成自身理论形态勾勒的时候同时扬弃了认知传统中属性因素的主导地位,它继承下来的是事物的属性这一内核,在有用性的分析上,现象学生存论所开启的传统还是基于事物属性完成了物的分析。换句话说,用具的有用性是基于物之属性来推演出来的。比如门把手,好的门把手扭转起来应该是非常顺滑的、听起来非常柔和的声音,门把手在扭转过程中隐退了;如果门把手扭转起来显得生涩、充满了杂音,让使用者意识到门把手作为现成东西存在的时候,意味着门把手失灵了,或者不好用。现象学的对于物的有用性之关注逐渐形成了新的传统。伽达默尔对美学中的游戏(Spiel)给予解释学的阐述。“我们要把这一概念与它在康德和席勒那里所具有的并且支配全部新美学和人类学的那种主观的意义分割开。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7]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实践理论的轮廓》(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和《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1990)中,他强调与使用关联在一起的游戏(game)概念[8];后来美国学者Kurt Dauer Keller从Spiel(游戏)的角度对物的有用性给予了充分的分析。现象学生存论的传统对“使用”所做出的突破在于将使用的功利主义色彩给予摈弃,而是将隐含在其中的游戏、玩耍等因素给予充分地发挥。这种深入应该是将现象学生存论关于物的理论给予提升。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传统的加强使得对物的无用性的忽略达到了最大程度,他们普遍把物的无用性仅仅看作是表示物的现成性的符号。
如此,在上述不同的关于物的理论中,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与物之间的关系,也获得了不同的经验形式。在认识中,人所获得的是理论经验;在使用中,人所获得是有用体验;在游戏中,更多的是获得艺术体验。
二. 有用与无用:事物的意义基础
现象学生存论将有用性作为事物的意义基础确立了起来。在这一基础上,“使用”的非认知因素——游戏——也被逐渐挖掘出来。在这一角度下,“使用”成为我们与用具打交道的本质方式。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物的有用与无用。那么什么是有用性呢?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有用是基于事物属性而存在的。如一把刀,具有锋利的刀锋,是有用的。一朵花,具有香味、颜色鲜艳的时候才是最有价值的。相反,无用即损坏了的物、失去有用性(功能)的物。
那么在构成事物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上二者具有怎样的价值呢?现象学生存论通常是把有用性作为事物意义的基础。“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强调根据物向我们怎样呈现以及呈现多元的问题,我们对物的使用是基本的。”[9]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将事物的意义归结到用具的有用性上。在他看来,用具在使用中实现了自身。当然他的分析并非完全基于一种属性—有用性,他所扬弃的恰恰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属性,而强调生存论意义上的有用性。在使用中,用具抽身而去,而这种不在场的状态恰恰就是使用之过程。“切近的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是恰恰能本真地上手。日常打交道也非首先持留于工具本身;工件、正在制作着的东西,才是原本被操劳着的东西,因而也就是上手的东西。”[10]那么无用呢?仅仅是展示物的现成性的方式。“已经变得没有用的东西,例如破损的锤子,引起了注意,它的纯粹性正在于此(Being-there)现在就变得惹人注目了。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用具特性,要求修理和替换,以便它或者某种另外的东西能够上手。”[11]用具的无用所起到的作用是显示残缺的东西。如短缺东西展示了操劳的残缺样式,“面对所短缺的东西束手无策,这是操劳的一种残缺样式,它揭示着上手东西的仅还现成在手的存在。”[12]
现象学所给予我们的关于物的分析中把有用性的意义给予充分地发挥。物在上手中成为自身,反之,当物坏了的时候,物的现成性就显示了出来。在有用性—使用者的勾连中,物的有用性、使用者成为一个整体的事情。当然物的无用性可以从有用性的分析中推演出来。事物的无用即用具的指引结构失灵,或者说在上面我们所提到的门把手坏了。所谓门把手坏了,即让我们意识到门的存在。本来在门把手合用的时候,门把手与门关联,我们借助把手进门的时候,因为门把手的合用,门自身也隐退了。当然这里隐退的并非门把手本身,而是由门把手所关联的整个勾连整体
再比如,电话,我们借助它来沟通。当电话能够用的时候,电话的有用性就表现出来;当然,电话出现了故障,无法实现沟通的目的时,电话的无用性就表现了出来。话机本身故障、话机使用不当、话机欠费停机等都会使得电话的无用得以显示。现象学生存论理论将无用的物给予丢弃,似乎失去功用的物就变得没有价值了。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物的有用性(价值)。商品的唯一价值就是其有用性,用于消费的东西,一旦人们的消费需求消失或者商品本身损坏的话,商品本身就会跌价甚至被淘汰。可以说,现代社会是无视无用之物的。但是我们下面的分析想要表明:物的无用性也是揭示出世界性的途径,而并非仅仅是说体现物现成性的符号,被淘汰的东西。
三.无用之物的三个层次
对有用性的关注以及后来对游戏因素的挖掘使得基于物的有用性分析的传统得以加强,但也正是这样忽略了物的无用性,相应地,无用性对于意义世界的开启也被忽略。所以我们从无用之物开始。物的无用将一种包容物的意义世界彰显出来。在这一彰显中,“物的功能属性”已经无用,呈现在意义世界中的物已经是一个沉淀意义的东西。这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生存论中是完全被忽略的。
简单来说,物的无用性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首先“无”意味着不具备某种属性,比如歪脖子树就不具备直的树干的属性;其次“无”意味着原有功能的消失,即损坏了的物或者失去功能的物,如磨损了的扫把,破旧的刀;再次“无”意味着收敛、隐藏。无用意味着将有用之物给予隐藏或者收敛,使有用之物处于持存保留状态。我们可以依次从三个层次来分析“无用之物”所揭示出来的意义。
第一层次的无用之物意味着物不具备某种希望中的属性,所以显得没有价值。如歪脖子树由于不具备直的树干所以无法作为木料使用,因此在建筑上毫无用途。但是,此种无用之物自有其大用之处。“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囗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 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 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 ,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 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囗,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 ,故能若是之寿。”[13]如此,无用之物能够延其寿。相反,有用之物反倒是无用。“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囗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 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14]如此有用之物未能保全自身。
第二层次的无用之物意味着失去原有属性而成为无用之物。如扫把用到秃顶只剩下把、干净的水用过之后不再干净都属于这种情况。“某物坏了”是判断认识的结果,意味着某物的不称手。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某物坏了,意味着某物由上手状态中脱离出来,而以现成在手的状态存在着,并且等待着被更换。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无用之物”显然完全不同。首先“不合用”作为物之属性的判断;其次主体与物之间并非完全是使用的关系。再次,历史性在物的理解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如此,这样的问题开始出现,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物的把握,并非是主体判断属性的结果,而在这一关系中,人从根本上决定了物的价值意义,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对物的把握是怎样的呢?无用之物是珍贵的,使用者舍不得丢弃。成语“敝帚自珍”就说明了道理。“《东观汉记.光武帝纪》中记载“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15]这个成语中说出了一个破旧扫把的意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不能仅仅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把它解释为因为是使用者使用的物件,有感情了,所以即便是坏了,也舍不得丢弃。事实上,这主要和中国的象思维有关系。用具并非用具本身,而是超越了用具指向更高境界的活动。作为用具,“帚"在日常生活中是扫地的东西,在清扫中,帚获得了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清扫活动并非仅仅给予我们对于清扫工具的认识,而是更高层次的认识。“清扫一屋”象征着清扫天下,大丈夫未来之职责即清扫天下,从清扫一屋即可以悟出清扫天下之理。事相异,但理却相同。如此,我们所获得的线索是:在“象”的思维中,活动本身与活动的承载者——用具——合为一者。主体在活动中并非仅仅是作为特定的活动者存在,而是超越者的形象出现。主体与用具合一,所以这样一来,用具的好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敝帚”之所以“享之千金”,或许是使用者能够洞悉这一层道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特别是在禅宗中,这种象的思维方式与禅学合一,以扫地等各类活动去悟道、悟境界。如此,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发现,用具并非主导性的,而活动本身——如扫地——成为主导的,而且,活动并非仅仅呈现出用具,而是与道相关的东西。在活动中,主体与用具之间并非一种理解之关系,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这只有在象思维中才可以获知。换句话说,在活动中,我们体悟的并非器具,而是更高、高深、更难的东西。
此外,无用之物所象征的还可能是人生之状况和命运。从黛玉葬花的现象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红楼梦》中第二十七回的《葬花吟》实际上就展开了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我们在《葬花吟》中体验到了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这一世界基于“落花”之上:“残花渐落”与“红颜老死”相对应,“花落”与“人亡”相对应。物之状态与人之状态彼此相对应,通过这种方式展开了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但是如果根据认识论的方式看待“落花”,花落了,花自身的生命就到了尽头,就没有观赏的价值了。花落现象成为客体对象,科学的解释使得我们对于花落有了理性的理解,却无从打开主体体验的世界。“花”即为“人”,“落”即为“亡”。一种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表现了出来。而这恰恰是在物的无用中所体验出来的东西。
第三层次的无用之物意味着将(有用之)物给予收敛、收藏,这也是理解“无用之用为大用”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庄子的思想中。《庄子.人世间》有如下记载: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16]有用之用,即以其属性为基础的有用,也就是现象学中所说的有用性。如上面所说的树的果实可以吃,用树做成的漆可以用。那么,无用之用呢?“[无用]者,藏其锋于事外,泯其迹于事中,盖即前此物已之素功,而养生之实用。”[17] 庄子在这篇“以见有用之用不如无用之用,作一篇大总结也。[有用][无用]语本老子。……盖有用无用本不可相离,特人多见有不见无,故不得不于无边力为提唱耳。”[18]所以,无用之物价值大矣。“知无用,而始可言用矣。”[19]“然则言无用之用,非离夫有用之用而独言之者也。且用与不用有时。游刃有余,刀之用也。善刀而藏,则无用矣。然其用非不在也,若知用而不知藏,则亦未有不断且折者也。及于断且折,用安在哉!故无用者乃所以全其用也。”[20]所以庄子中从无用中阐述了有用。这使我们感受到有用与无用之关联。
成语“韬光养晦”也许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韬意思是“掩藏”,如韬光、韬晦,都为收敛锋芒的意思。收敛意义上的无用并非将某物现成地保留下来,而是有所为地收敛,等待合适的时机,让光芒大放。所以,此无用是待时机而发。“无用”意味着收敛,意味着蓄势,意味着等待。“蓄势待发”。这是无用之大意所在。
在上述例子中一个意义世界彰显出来,这显然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物的现象学所揭示出来的东西。那么如何这一意义世界如何才能够获得理解?
四.由无用之物所开启的意义世界之理解
由此,我们需要比较两种关于物的理论。现象学生存论的基于传统的认知理论将物的有用性给予弘扬,强调使用比认识更为原初,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挖掘使用中的游戏因素,挖掘出更为原初的人与物的关系,其不断深入地过程使得我们对人与物的关系有着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但是,由于其基础是属性,所以随着这一理论的深入,更加遗忘了属性之外的东西。“物质的属性”无法通达我们所强调的意义世界。毕竟属性是可变化的偶然之物。那么摆脱了物之属性之后我们获得了怎样的洞见呢?这就是物之与人之本身关联的呈现。
不具备某种属性的事物,显得“无用”,却保持了自身,使物的真正价值有待于未来的发现;属性消失的某物,也是“无用”的。一把刀,用的多了,刀口钝了,无法游刃有余,所以就显得无用了。但是,这把刀却并非而没有意义,其意义已经从用具中提升出来,成为生活本身的纪念,随着时间流逝,后来者在其中看到了宝贵的东西。被藏起不用的某物,也是“无用”。但这层意义上的“无用”更多的道出了一种智慧:藏起刀,使得刀保留下来,刀没有被使用,但刀之锋利却被完全保留了下来。这种思维让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方法,即藏其势,蓄其劲,以待时机。这与现象学中所提到的物之无用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现象学视野中,无用的物从“用具”中脱身出来,成为闲置的东西,等待着被更换。
所以,与“无用”相关的意义世界开启的前提是对无用理解的转换,从“属性消失”意义的无用向“收藏、敛起”意义的转换,只有完成这一理解方式的转换,无用之物的意义世界才彰显出来。无用是物得以持存下来的基础。“无用”即通过使“用”无从而使“用”有。敛其锋芒、韬光养晦即道出了无用之大用。无用之物所开启的意义世界是为人之法的世界。
注:
[1][6]A.D.史密斯:《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赵玉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70页。
[2][3] [11]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1、147、136页。
[4][5][8][9]Kurt Dauer Keller. 2005. The Corporeal Order of Things: The Spiel of Usability. Human Studies, Volume 28, Number 2.181.173.202.181.
[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10]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应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2、86页。
[13][14][16][17][18][19][20]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6、100、103、75、104、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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