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政治风险比较大。但是哪个党员是好是坏,也是不容易判别的。甚至有没有叛卖也是很难判断的。所以在战争年代,党建也是不容易的。
在和平时期,人们时刻遭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考验,少有人能够屹立不倒。道德标准作为政治标准是太高了。但是即使以法纪为标准,也是很高的。现实中有多少人能够达到。因此如果以法纪为标准,只要严格执行,政治生活也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和平时期的党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或者说,做一个真正具有政治道德的人也是很难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姑息得厉害,政治生活中,不论怎么违背法纪,也是不严格追究的。这样就感到和平时期比战争年代难于搞党建。
真正怎么才能无情地执行法纪呢?专门机关是不可能无情的,因为他们在熟人面前,在金钱面前,同样是不可能无情的。那么谁会无情呢?只有受害者人民群众才会无情。
而要人民群众监督官员,必须通过媒体和网络的高度透明才能实现。所以在中国的政治学中又必要尽快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第四权力,即媒体,或者是公民直接的舆论监督。并且承认这一现代政治文明对于我们有完全的借鉴价值。
但是我说的无情,不是残酷的无情。而是只无情地揭示真相。这种无情只是排除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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