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于四川地震灾区的援助，一些务实的方式无疑是最为必要的，比如衣食住行等基本社会生活的援助。当然，从震灾发生之后，关于灾区的心理援助问题，也一直受到各个方面的注重，鲜明的反映了科学救灾的重要理念，更是“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念的直接体现。

 

据各种媒体报道，灾害发生之后，许许多多的人士都前往灾区进行了心理援助，其中不仅有从事心理学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员，也有一些社会各领域的知名人士和普通志愿者，他们的工作值得赞赏和钦佩。但是，灾区“心理援助”之与灾区“物理援助”之间存在的一些区别和不同，尤其需要进行厘清。

 

最近，心理学者陆小娅在《我为什么没去北川中学》一文中指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有着无尽的伤痛，他们当中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心理支持、心理干预与心理治疗。”同时，陆小娅还就专业心理援助进行了非常直接的反思——“灾区之行使我越来越意识到，心理援助需要专业，但这个专业必须是有温度的。”可见，心理学专业人士已经从为灾区人民进行援助的激情中，逐渐回归到专业理性和社会人文关怀的地平线，这是一切救灾援助工作都需要有的科学态度。

 

灾害心理发生的规律性认识，是所有灾区心理援助必须遵守的原则。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曾经表示，“重大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科学有序地开展，中科院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将持续20年。”就是说，灾区心理援助切忌无计划性——灾区心理援助同样需要纳入灾区援助和重建的系统规划中，否则，貌似“轰轰烈烈”的灾区心理援助甚至可能会造成“添乱”的不好结果。为此，中国心理学会出台了“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二十年行动纲要”，这个纲要的具体实施值得期待。

 

由此可见，首先，灾区心理援助需要把握不同的节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例如，有专家指出，“按经验来看，灾后两个月是心理问题爆发期心理援助任务最艰巨的时期应该在7月和8月。”面对类似情况，十分需要的是专业性的评估和处置手段，“专业就是力量”，在灾区心理援助中的意义不言而喻。环节上的缺失，必然会对今后的心理援助工作带来诸多后患。

 

其次，就真正解决心理问题而言，也需要记取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的社会常识，达到心理援助的效果还得经由灾区人民自身的努力，冀望所有的问题都通过心理干预实现，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心理援助还要考虑“地方性”、“个人化”等特点，结合当地社会生活、区域文化等不同状况，如此或许可以让灾区人民更能够回归生息已久的状态，亦或能够让灾区人民社会心理的全面提升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

 

第三，灾区心理援助与灾害发生的现实也是互动的，北师大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从灾区回来后说：“7天的时间给予我太多感受，让我开始用生命重新理解心理学。”这次灾害的发生是心理援助科学行为研究发展的契机，从中可以看到专业范式势必将经历着痛苦的嬗变。只有把灾区心理援助这一专业化的工作，放置于更为具体的情境中，以更为宏大的视角来进行积极的审视，才可以取得良好的援助效果。

 

灾后的援助，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开展。相对来说，心理援助是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中的新事物，需要克服的困难自然也比较多，科学的统筹和规划以及权变处置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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