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短信拜年与吃团圆饭、看春晚一样，俨然已经成为国人欢度春节的一种日常行为。根据信息产业部的估算，今年除夕到初六，全国拜年短信数量超过170亿条，平均每人发送拜年短信超过40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的一些网友却发起了“抵制短信拜年运动”，呼吁大家拒绝手机短信拜年，还把“造成尴尬、稀释人情、帮运营商赚钱、网络堵塞、审美疲劳、容易受骗、让社会冷冰”等列为拜年短信的“七大罪状”。

 

无须否认，通讯技术的进步为我们的传统节日生活带来了时尚的短信拜年方式，进而为我们进行社会沟通和交流增加了一种选择。但是，在我们从不同视角来反思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的当下，拒绝短信拜年这一看似有些激进的倡议，其实已经用否定的手段表明了态度并采取了行动。与之相比，新近产生的所谓“拒电族”，就显得更为坚决和极端。

 

看过电影《手机》的人，在感受了“冯氏幽默艺术”的轻松之后，都常常会对片中人物因为手机而改变了生活轨迹唏嘘不已，不过这部电影的好多情节倒是可以成为解释“拒电族”之所以会产生的鲜活例证。虽然“拒电族”起初主要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但是根据《国际先驱导报》的一则报道——“都市‘拒电族’：不做电子奴隶”，发现在快速发展的我国社会中“拒电族”也在不经意间有所萌芽。

 

表面看起来，“拒电族”是现代社会的一类“稀有动物”，基本的表现是对高科技通讯手段能够勇敢的说“不”——其中有些人拒绝使用手机，有些人回避电子邮件，有人不上网，有人甚至不用电脑，更有甚者以上几样统统拒绝。不过， “拒电族” 实际上并非已经垂垂暮年，很多尚未而立的阳光青年也心甘情愿加入其中，而且他们也又不是因为经济和教育因素不足使然，只是有意识的抗拒由此而带来的某些东西。他们坚持自我超脱的生活理念，追求的是如何回归安静的私属空间，不愿意丢弃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

 

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式电子产品、现代通讯设备、网络传输装置已经全面渗透社会生活。在美国18岁到64岁的人中81%是网民，78%为手机用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居世界第二，全国手机用户数达到5.47亿，预计到2010年中国13亿人口中将有近半数的人（6.35亿）使用手机产品。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拒电族”的出现的确比较难得。当然客观的看，“拒电族”绝对不是目前社会的主流，并且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无法真正的进行效仿。然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也许我们许多人在念想中又都曾经或多或少的产生过。毕竟在享受信息通讯便利的同时，面对无处躲藏的信息覆盖和骚扰，我们也只有权且接受的无奈。因此，“拒电族”看上去有点特立独行，然而他们的举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拓展了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如何处理人际沟通的认识空间，也使得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思量一下传统交流沟通渠道的价值和意义。

 

更进一步说，在当代社会“拒电族”之所以能够存在，说明了时代价值的多元取向已经有了可能，人们已经可以在技术逻辑驱动的社会整体划一中来寻求自己的差异化目标。而且，“拒电族”的存在还提醒我们，对于现代性社会中“单向度”的负面影响要有所自觉，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必要的张力，突显现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是时代不可回避的命题，这也恐怕是正确认识短信拜年这种社会现象亟需厘清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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