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期间带了谢保成的《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对这本书的阅读大大改变了我对郭沫若的看法。索性我就将郭沫若与钱穆比较比较。

    郭沫若确实才力雄厚，横跨文学和史学及语言文字多个领域，实属难得。由于他在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成就，被评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钱穆呢？成名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证明了其考证方面的功力，但与当时傅斯年制定的《历史研究所之旨趣》不合，后来的《国史大纲》也是本教科书，恐怕不为学者所重。钱后半生主要从事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所以钱穆没能成为院士，直到年老回到台湾时才拿到院士。这时候当年不看重他的主流学者已经逝去，他的弟子和友好也开始上升到重要位置。阅其传记，知钱穆一直为院士耿耿于怀。

    傅斯年制定的《历史研究所之旨趣》强调研究新材料和新工具（科学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尤其注重新史料（“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这些旨趣看钱穆的学术成就，那算什么呀？难怪他一直评不上院士。现在钱穆的弟子如余英时等为乃师不平，故意曲解郭沫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