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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工作需要批判精神和自由环境,吸引和留住一流科学家工作更需要批判精神和自由环境,而培养科学家也需要批判精神和自由环境。批判精神和自由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科学领域,人文学科更需要,因为人文学科为培养批判精神和形成自由环境提供土壤和氛围。而这恰恰是大学给予不了的。
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认为,谁真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谁就必须从基本制度上着手对中国大学进行真正的改革,这些基本包括教师制度、学生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如果能够在五年的时间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就会成为一个挡不住的趋势——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巨大的创造力和潜力被一系列过时的、僵化的、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制度束缚的太紧太久了。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洪堡建立柏林大学的历史最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和深远意义。德国大学的发展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两百多年,而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在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等国家,大学也是如此,与当时英法等国人才荟萃不同,德国却因人才缺乏而受到嘲笑。洪堡一八一O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看起来非常简单:第一,学术和教学自由,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但是,它却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大学在其十九世纪后半纪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过程。至于因德国大学所带来的德国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成就,则是无须赘言而为学界人士所共知的。(见: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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