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最有学问的学者，大家都熟知陈寅恪、钱钟书。陈寅恪学过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可以说是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其治学面极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对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深之研究，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而钱钟书也很博学，据张隆溪的文章，1983年汉学家李克曼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钱锺书对中国和西方两方面文学和传统的了解“在今日之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人可比的”（Sa 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u patrimoine occidental, de la littérature universalle, est prodigieuse. Qian Zhongshu n’a pas son pareil aujourd’hui en Chine et même dans le monde.）（见张隆溪《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

 

还有一位学者，大家可能未必知晓，那就是清末的沈曾植。据周维强《“中国文化之典型”——沈曾植》，沈曾植于法学之外，博通语学、史学、佛学，治西北舆地。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辜鸿铭介绍来见沈曾植，见面后，结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感叹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191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海日楼中，和沈曾植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日本近代汉学的开创者内藤湖南对他学生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曾植，因为沈氏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 王国维也曾向沈曾植问学。 王国维《沈乙庵七十寿序》评价寐叟“兼有清初诸老社会关怀、乾嘉学人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且“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胡先肃赞沈曾植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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