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并未将获奖的科学家列为圣徒。这个奖项甚至没有反映科学是如何完成的，它只是强化了个人天才的虚构性。在全球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时代，这是危险的。因为来自所有种族、信仰和性别的科学家们的集体努力可能是确保我们所有人生存的唯一途径。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起阐明了DNA的结构，这要归功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她的一个学生拍摄的未公开照片。虽然沃森只见过富兰克林几次，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嘲笑她是一个衣衫褴褛、心怀怨恨、拒绝与男人合作的女权主义者。沃森和克里克在1962年与富兰克林的同事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沃森觉得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这个故事（见他的回忆录《The Double Helix》）。富兰克林于1958年死于癌症，这位才华横溢的犹太科学家艰苦研究却无人知晓。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意识到富兰克林照片上的DNA结构，另一组生物学家可能会在几周内发现。

理查德.费曼精心设计了优雅的图表来阐明深奥的理论，但他也是一个虐待配偶的花花公子。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日本，一群物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类似的理论，但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然是个天才，但他忽视了他的孩子，抛弃了他的妻子，妻子的辛勤劳动使他的思想得以发展，但却对妻子的操劳不加领情。罗伯特.米利坎量化了电子的电荷量，但他夸大了他的数据，并冷落了一个做了大量工作的研究生。他还支持一场公开的种族主义的优生学运动，并被公正地谴责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加州理工大学校园里仍有一栋建筑以他的名字命名。             

见：

无赖、圣徒和个人天才的虚构

Scoundrels, Saints, and the Fiction of Individual Genius

https://undark.org/2020/10/22/the-fiction-of-individual-gen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