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今天，从瑞典文学院传来了使中国人有点尴尬的消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旅法中国作家高行健。

瑞典文学院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中国作家协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

人民网也发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

中国文学界反应巨大。但是，这位圆了中文作家百年诺贝尔梦的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陌生人。

当时网上到处都在打问：高行健是谁？

其实，高行健并非神秘人物，我们这一代人并不很陌生。

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父亲是位银行职员，母亲是演员。1962年他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1971至1974年到干校劳动；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任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

1978年开始文学戏剧创作，与谷牧儿子刘会远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演出引起轰动，被当时誉为“先锋戏剧”。

1986年他的剧作《彼岸》遭禁演，随即他赴法国以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加入了法国籍。

在法国他用中文和法文继续写作，主要作品有《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生死之间》等，1992年曾获过法国政府艺术大奖。

有人认为高行健获诺贝尔奖乃属偶然。据说译成瑞典文的中文文学作品就北岛、李锐和他三人，要中国人得奖也就在他们三人中挑了。所以当时有人对李敖说：别在台湾使劲叫唤了，找个朋友译成瑞典文吧！

有人说，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实在是一场幽默，评委们把此奖颁给一个中国人根本不熟悉的海外作家，如果颁给李敖、李锐，恐怕就不会有如此的震憾。

还有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授予个人的奖项，而不是授予某个国家的奖项。诺奖更主要的意义在于确认一些人的成就……诺贝尔奖并不是“公民投票”。

一向对人评价不客气的王朔，这次他称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还能用外语写作。他认为，文学是很个人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得奖，应该为了自己……运动员得奖有标准可言，但文学没有绝对标准可言，谁得奖他都觉得很好。

一位采访高行健的记者说，高行健是他遇到的一个知识最渊博，最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中国作家，他也是他那一代人走得最远的中国文化人。

高行健自己认为：“说作家可以挑战政治，其实是无法也不必做到的任务，我不主张把文学当成政治的载体。我主张没有主义。”“我有的是宗教情怀。我常常走进寺庙和教堂，感觉非常自在、安详。”

还有人拿出许多年前英国汉学家比尔·杰内尔说得话：“怎么中国这么崇拜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北欧有一个国家叫瑞典，瑞典有一个地方叫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有10来个老头儿，那10来个老头儿按照自己的意思今年一高兴就给了这个，明年一高兴就给了那个……”

当然比尔·杰内尔说得也太轻松了，实际上各个国家对诺贝尔奖都很重视。就在最近，一次次地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美国还与瑞典皇家学院主席豪罗斯·英格达尔打口水仗呢！

风度翩翩的美国人都如此沉不住气，更何况对任何奖都情有独钟的中国人！

说中国人几乎对任何奖都情有独钟，这一点也不假。除了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奥斯卡金奖外，现在中国人自己在各行各业、各种人群和各个角落都设立了无数个奖项。至今中国已经把获过什么奖作为评价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最重要指标。

“奖”本来是个好东西，它给人以荣誉，催人去奋进。但是当把“奖”作一个人的评价指标，把“奖”当作获利的本钱时，“奖”就走向了其反面。它会给人以耻辱，使人滑坡而堕落。

奖啊奖，好的是你，坏的也是你；高兴的是你，烦心的也是你。

唉！要想中国人不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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