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工作生涯之中，先后参加过10次科学考察。第一次是1964年，最后一次是1989年；时间跨度达25年之久。连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约300天，最短的一次仅17天。考察范围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和西藏。

   比较这10次考察，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65年川滇接壤地区的综合考察。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这一年，考察时间之长，足迹范围之广，攀登高山之多，原始资料之丰，综合性之强，团结协作之好，学识收获之大，忍受生理极限之苦，云南众“怪”之趣，均是其他几次考察难以企及的。

（1）考察时间之长

  川滇接壤地区的野外考察于1965年4月中旬开始，12月中旬结束；历时8个月。如从3月24日出队，到1966年1月12日回京，则近10个月之久。若从1964年12月8日，我们从贵阳到昆明收集资料算起，到1966年6月2日在成都初步总结完毕，这次科考跨越了1964～1966年3个年份，前后历时18个月，其中在京时间不足4个月；连续2个新年是在四川度过的。这在我的考察经历中，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值得我终生怀念。

（2）足迹范围之广

  这次考察范围包括云南省丽江、大理和楚雄三专区（州）的27个县，及四川省西昌专区的11个县。从南到北，最远处约500公里，从东到西，最宽处约400公里，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左右。垂直分布范围，下至海拔1500米以下的暖热河谷，上至4000米以上的严寒高山。足迹所至的最低点，是四川省宁南县葫芦口，海拔640米；最高点是，西昌的螺髻山，海拔4100米。相对高差达3500米。水平范围广，垂直高度之大，为我所参加的其他历次考察所不及。

（3）攀登高山之多

  1965年，是我攀登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最多的一年。在云南省，有丽江的玉龙雪山、大理的点苍山、剑川的老君山、永仁的白草岭、大姚的昙华山；在四川省，有西昌的螺髻山和牦牛山、盐源的牦牛山和小高山，以及大火山和狗壁山，共11座。这些高山，没有公路，无法开车，只有靠二条腿攀登；其相对高差都在1000米以上。此外，乘车翻越3000米以上的地段还有5处：丽江的栗地平、西昌的热窝塘、会东的夹马石、盐源的棉垭口、冕宁的洋洛沟。我所参加的其他考察，有的步行爬山更多（如紫胶考察），但海拔高度远不及此；有的海拔更高（如西藏），但在高原面上行车，没有攀登山峰的机会。就攀登高山之多而言，均无法与这次考察相比。

（4）原始资料之丰

  植被与草场最为基础的原始资料莫过于样方调查记录。在历时8个月的南征北战中，共取得500余份样方资料，为编制植被类型图奠定了基础。攀登众多高山，所取得的优势植物种的分布上限，尤为珍贵。大量的草场利用及适口性访问和实地观察，为草场资源评价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5）综合性之强

  在分队长程鸿、孙鸿烈的领导下，经过多次认真讨论，明确了全队的总体任务是，配合西南重点地区工业建设的需要，考察研究川滇接壤地区的农业发展潜力与布局，为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服务。与之相适应，成立了土地资源和农业二个任务组。前一个组的中心任务是，土地资源评价及其利用方向。在孙鸿烈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一整套土地资源评价系统、内容、方法和具体实施步骤。其中，编制土地类型图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为提高制图精度，在野外，植被、土壤、地貌等专业，在同一地点同时进行观测；在室内，首先制定统一的制图指标，而后利用地形图和航空照片，有关专业将各个相关自然要素，依次添加到同一张底图上，绘制出土地类型图。然后，以此为基础，编制土地利用现状图、宜农荒地资源图、草场资源图、宜林地和森林资源图等应用性图件。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水利条件，以及宜农、宜牧和宜林地的各自指标，编制土地资源综合利用图，并计算出增产潜力及其途经。上述工作，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缺一不可，其综合性之强，可见一斑。

（6）团结协作之好

  植被和草场虽同为一组，但毕竟是二个不同的学科。所以，野外调查和室内总结内容均有所差别。前者，主要任务是探索植物群落的分布规律，绘制植被类型图，为土地类型图的编制提供基础资料。后者，主要任务是对草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任务虽然不同，但全组成员均将其视为一体，同等对待。在野外，按照事先拟定的调查详纲，全面进行样方记载，一起收集各类资料，深入进行调查和访问。特别是在分路考察的情况下，无论是谁，对各项考察内容，均无一遗漏。在室内，当任务需要时，大家并不固守自己的专业。如当草场资源统计缺少人手时，植被专业的杨宗贵，就毫无怨言的承担了这一本不属于他的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发扬，是我们这一代人长期受到道德教育的硕果。也是大家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同甘共苦，相互关怀，感情至深的体现。时至今日，这次考察中的情景，依然不时在梦中再现。

（7）学识收获之大

我是草原专业出身，刚刚参加工作，思路狭窄，知识有限。分队的众多专业和老同志，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孙鸿烈、李缉光、何妙光等同志，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使我终生受益。在专业组内，肖育檀、李琼华等都是我的植物分类老师。在任务组内，田济马、刘朝端、魏正仓等，教我认识土壤类型及其剖面特征；从朱景郊、张耀光和李万等同志那里，学到了许多自然地理知识。此外，气候组的李继由、沙万英；畜牧组的汤火顺、李实喆；农业组的张烈、陈振杰；水利组的章铭陶、陈根富，经济组的朱忠玉、钟烈元，等等，他们各自的学识，在日常工作和学术交流中，使我受益匪浅。这短短的一年，学识收获之大，犹如上了一次综合性大学。

（8）忍受生理极限之苦

这一年的5月7日，离丽江，前往永胜。中午时分，行至金沙江畔。正值烈日高照，干热异常之际。事有凑巧，工人正在修桥，汽车暂时无法通过。我与肖育檀，不愿在车上坐等，就徒步过桥；沿金沙江支流-五朗河而上。开始，一边聊天，一边观察江边植物，有说有笑，怡然自得。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口渴难忍。习惯性的一摸腰间，才发现，一时疏忽，忘记了带铝制水壶。想返回车上去取，但此地已比河面高出二、三百米。心想，等等吧！汽车很快便会开来。一等再等，迟迟不见汽车踪影。于是，我们继续前进；盼望发现一个小河沟，或者找到一户人家。但举目四望，除了余甘子、车桑子、扭黄茅等构成的干热植被之外，一无所有。此时，前胸后背已全湿透，嗓子冒烟，全身无力，腿脚重似千斤。无奈，不得不躺在河谷中的“大树”，其实只有2米高的小叶栎下苟延残喘，等待汽车的到来。这大概就是书本上所说的人体生理极限吧！不曾想，此次在1400米的金沙江畔，亲身体验到了。这是一次极难找寻的锻炼机会，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仅此一点，就不虚此行了。

（9）云南众“怪”之趣

刚到云南，就听说“滇有十八怪”，心中甚感稀奇。所以，在考察中，每到一地，必定观察访问之。渐渐得知，原来所谓之“怪”，其实是外地人不懂当地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的少见多怪。当我们与云南人谈及此事时，他们反问道：你们北京，鸡蛋叫鸡子，不也很怪吗？

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风俗习惯各异，在外来人眼中，又何止十八“怪”呢！请看，下面收集到的“云南三十六怪”：

  草帽当锅盖；竹筒当烟袋；鸡蛋串串卖；姑娘叫老太；青菜叫苦菜；粑粑叫饵块；

酸萝卜满街卖；树头菜摘不败；火车不如汽车快；汽车不如人走快；狗不如猪跑得块；  

狗咬汽车啃轮胎；火车烧煤汽车载；火车夜里不能开；公鸡母鸡吊着卖；韭菜当作米线卖；狗肉当成羊肉卖；猪血大米做肠卖；草鞋不穿提起来；脚趾露在鞋帮外；男士布鞋系鞋带；老太绣鞋向上歪；盖被两头露在外；小孩被子大人盖；蓑衣当作被子盖；褥子只到腿膝盖；被比褥子还要窄；丈二青布绕脑袋；炉灶冒烟窗户排；男女篮球混合赛；姑娘背娃谈恋爱；句句代“嘎”赛口才；羊肉带皮来做菜；蚂蚁烧汤来招待；辣椒当饭饭当菜；苞谷辣椒屋顶晒。

  考察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这些习俗，为我们的考察增添了不少情趣，至今历历在目，犹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