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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2012年2月14日《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2期科学传播)的文章《由青蒿素科技获奖事件 引发的媒体反思》[http://www.science-weekly.cn/skhtmlnews/2012/2/1694.html],从下面的一句话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就可以看出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没有经过认真反思。不过这样的文章应该是抛砖引玉,算不错了!
“在此意义上,此次授奖,主要是回顾性的,是表彰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之前20多年间为防治疟疾所做的贡献。”
1、 说20年太少了!至少从南斯拉夫科学家和中药所的钟裕蓉从蒿属植物(黄花蒿或青蒿)分离出晶体算起也有40年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否认南斯拉夫科学家研究植物黄花蒿的工作也是不诚实的。
2、 是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没有错!但说法太空洞无味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国家五二三项目的存在,不是后来的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的存在,不仅青蒿素作为新型结构化合物的发现要推迟很多年,甚至也许南斯拉夫科学家成为第一,而且作为治疗恶性疟疾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和复方药物也未必能够在近10年挽救全球百万人生命。具体地感谢参加中国五二三项目工作的科学家更妥,至少说明作者知道化学物质青蒿素以及成为抗疟药的青蒿素是怎么来的。孤独的个人还真代表不了523项目中成就的中国青蒿素类药物和参加523项目的科学家们。
如果依然抱着青蒿素是来自《诗经》的冥冥吟唱,那么中国确实不需要现代科学了,只需要翻翻旧书给自己的后代起个好名字就行了,也可以把龙年出生的某一个中国人叫做诺贝尔,再过40~50年或者等到这个新生儿80岁的时候发个奖,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
五二三项目这类大协作现在很少见,用现在话说是“协同创新”了。
附录:
由青蒿素科技获奖事件 引发的媒体反思
作者:张楠 来源: 发布时间:2012-2-14
2011年是青蒿素研究领域里中国研究者的幸运之年。
美国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将2011年度临床医学奖授予中国学者屠呦呦,以表彰其在青蒿素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一科技获奖事件消息传出之后,受到了空前的追捧和热议,国内外多家媒体纷纷展开了持续热烈的正面报道。这是该奖项设立65年来首次颁给中国科学家,其学术含金量和广泛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诺贝尔奖,这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本土科学家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国内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普遍关注,本身也是科技获奖新闻报道的一种良性常态现象。
经过多年实践研究,青蒿素已成为中国传统中草药提炼出来的唯一获得国际认可的抗疟新药,曾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治疗疟疾的理想药物。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最早采用低温萃取方法得到青蒿素晶体的屠呦呦获得了美国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在此意义上,此次授奖,主要是回顾性的,是表彰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之前20多年间为防治疟疾所做的贡献。
作为中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此次授奖,既是屠呦呦本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技界的荣誉,媒体作全方位的持续报道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媒体为何偏偏独爱屠呦呦的获奖新闻,而对其他科技获奖事件的报道,无论是来自于青蒿素相同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所取得的荣誉,还是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其他科技奖项的宣传都没有注入相同的热情。
有关青蒿素领域的研究个人或集体获得的荣誉还不仅仅如此,但相较由屠呦呦获奖引发的媒体高度关注而言,之前所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几乎无人问津,这种前后失衡报道的对比宣传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青蒿素研究协作组就被泰国授予度玛希顿亲王奖。英国牛津大学教授Nick White因为发明了青蒿素复方疗法,在2010年还获得了加拿大盖尔德纳奖 (Canada Gairdner Award)。该奖项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非常深远,现在国际上治疗疟疾的最佳手段正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Nick White创造的复方疗法。更令人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军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义清和宁殿玺课题组,在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已经启动复方蒿甲醚研究长达30年。2009年,周义清和宁殿玺带领的研发团队还获得了“欧洲发明人奖”,是中国药品科学家发明人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
但是,我们发现除了屠呦呦的获奖新闻事件受到了重视,在同一研究领域里其他研究人员所作的贡献或取得的成果,均被大多媒体忽视。事实上,就在最近公布的2011年度“华尔街日报技术创新奖”(健康护理-IT类别)还被授予诺华公司,获奖理由是它为发展中国家治疗疟疾提供青蒿素复方疗法(ACT)药品的“诺华疟疾行动项目”发挥了长效而显著的作用。
其他科学领域里获奖事件的报道也受到了媒体类似的冷遇怠慢。一些由中国人获得的重要科学大奖不仅没有被重点报道,还被无端忽略,更无从谈起造成较大的媒体争议,进而形成学术争鸣的局面。
追溯媒体对一些重要科学事件的冷落现象,其实早在2001年就曾发生过。2001年12月5日,美国Science杂志和阿默舍姆生物科学公司联合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将当年该奖项授予来自美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和中国的6位青年科学家,其中,中国的时松海获得的是惟一的大奖。该奖项被国外科学界非常重视,因为评委是由Science杂志的编辑挑选的,评选过程也由Science杂志监督;评委会不仅是由一流科学家组成,而且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任主席;大奖和二等奖是在“诺贝尔奖周”期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特别颁奖仪式上颁发;获大奖的论文在Science杂志发表。可惜的是,该科技获奖事件国内只有个别媒体进行了报道,只是在不很起眼的地方照登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新闻公报,并误将“时松海”写成“石松海”。
无独有偶,2004年1月13日,以色列沃尔夫基金曾将2004年度“沃尔夫农业奖”授予了两个人,由湖南国家杂交水稻中心的袁隆平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塔克斯莱(Steven Tanksley)共同分享。但是,这一获奖信息并未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除了《湖南日报》次日刊发了一则不到300字的短讯外,国内大多媒体都反应迟缓,没有相关报道也不存在跟进采访。
联系起国内媒体独爱屠呦呦的青蒿素获奖宣传,而对上面提及的其他科技获奖新闻选择了忽视或者回避。对上述问题的个中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诺奖情结”;二是民族主义情绪;三是部分新闻工作者缺乏相关科学背景知识;四是加强科学界与媒体的沟通。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一些重大科技信息上,有些媒体的科学素养可能确实做得不够。
在一定程度上,媒体对青蒿素同一领域其他研究人员获奖的无视宣传,以及对不同领域其他科学奖项的集体失语,都并非偶然现象。当今身处传统与新晋媒介不断兴起的时代,如何广泛地传播科学获奖事件,力求能够动态分析报道诉求,从而正确反思对重大科技获奖事件的不当处置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优势,以平衡的方式再现重大科技获奖新闻事件的真相。二是充分利用以手机、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的特点,不断扩张科技获奖新闻事件的传播覆盖范围。三是不断加强相关媒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以及广大受众人群的科学素养等方面建设。四是切实加强科学界与媒体的沟通互动。努力增进双方的联系渠道,拓宽二者的交流平台才是更为重要的亟待解决的事情。
置身于全球化的氛围之中,科学界不能妄自菲薄,怨天尤人为何重要科学奖项屡屡与新闻报道失之交臂;媒体也不应夜郎自大,视而不见其他科学获奖事件的宣传。长期来看,中国与世界上的科技强国相比,在全民科学素养、科技环境与传播体系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只有采取恰当措施和合理手段去公正客观地对待宣传,那些被忽视的科学奖项才能发挥其最大科学传播价值,今后也才会受到更多媒体舆论的关注。■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2期 科学传播)
http://www.science-weekly.cn/skhtmlnews/2012/2/1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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