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国杰，李德毅，陆汝钤，倪明选，蒲慕明，谭铁牛，姚期智，郑南宁博士：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这样给你们写公开信可能不是中国比较通行的方法，但是这个题目不仅关系到自然科学研究，还关系到社会科学，争议比较大。不象“医疗要支持全科”那么简单明了，可以比较快地有中国院士联名写倡议书。希望这封公开信可以引发你们和其他更多人的思考和讨论。

我邀请你们通过电子邮件非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发表你的意见到科学网或其它场合。在中国，有些人当了院士就会注意少讲话了，希望你们知道中国政府官员们更需要靠你们的发声才能看到中国深度改革的迫切性。请原谅我的直言。

第一，中国的知识界对中国的国策应该有更多的影响和发言权。一个国家人民幸福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主义”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复杂的知识和智能的问题？在我的科学网博客《中国的“发育基因”缺陷：从群脑知识的角度探讨中国梦》及《和张维为教授商榷：美国的“三流总统”》中解释了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执法和行政是复杂的知识和智能问题。美国的知识界对美国政府的立法，执法和行政一直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美国发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诺姆·乔姆斯基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两个。

当今中国知识界对国家的国策有足够的影响吗？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当今中国的国策更科学？难道知识界的每个人仅局限于搞个人的科研项目，或最后拿个院长或校长当当对中国就足够了吗？知识界精英们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第二，中国的知识界对当今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应该有更多的影响和发言权。知识界怎样才能帮助政府看到改革当今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的的迫切性？当今的中国的知识界多的是逼迫多产文章的环境和这环境逼出来的论文。少的是自由思想的环境和宽松的科研环境。挖几个牛人到中国来了，除了可以讲“我们中国也有”外，和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整体环境可比吗？在我的科学网博客《我在复旦大学的十年遭遇：为推动改革“钱学森之问”的科研环境》，《中国科研环境分析：2010年我给教育部、复旦大学和计算机学院的信》， 《公开信：敬请中国计算机学会取消对会议和期刊的歧视性分区并公布》提出了这些问题和呼吁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譬如，你们怎么能容忍对会议和期刊的歧视性分区，而很多大学已把在这些分区表上的会议和期刊里发表当成毕业的必要条件？用《罗辑思维：庸众的迫害》的话说，不仅在中国社会上，在中国的大学也有“庸众”迫害。 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你们可能主张你们的孩子到发达国家去上学，但对你们自己的教育和科研环境的改革有什么是可以做的？

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能不能走出各自的小领域？在《和张维为教授商榷：美国的“三流总统”》文中，我担心地提出为什么中国因近两年多来的投资和就业环境已恶化而加速了她的资金和人才外流。中国知识界应怎样尽它的责任？

祝好！

翁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