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学术造假事件搞得沸沸扬扬。那么究竟何故会让一些人敢于在神圣的科学殿堂中铤而走险呢？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利益的诱惑，根源在于我们的科研存在着一些奇怪现象。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研功利化：许多单位将科研成果与房子、票子和位子等紧密挂钩，在缺乏较完善的科研成果评价和管理机制的前提下，这成了一些“投机者”的机会：与造假可能存在的风险相比，回报显然要高得多。许多揭露的造假事实表明：“短平快”是造假者的第一选择方式，且都是获得了各种各样丰厚的回报。(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要求现代的科研人员须像五六十年代的前辈们那样不求名利、无私奉献，但至少也不该急于功利，唯利是图)；

  二是科研论文化：论文发表是科研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但论文决不是科研成果评价的唯一标准。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唯论文论”的风气愈演愈烈，先刮一阵ＳＣＩ刊物之风，再燃起“顶级刊物或会议”之烟，所以，仅从这几年我国发表的论文数量而言，我国的科技水平早已步入世界先进水平之行列。而事实是：“唯论文论”只是造就了一批论文得利的群体，使得有些人凭论文能在短短几年内走完前辈们几乎一身才能实现的目标，“年轻学者”的年龄记录在不断刷新，我国近年在科技领域的重大进步(最典型的是：航天事业)并非完全来自论文。(个人认为：提倡在影响面广的高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是应该的，但将论文作为科研成果水平的唯一标志则是可悲的，至少对于工程应用领域是如此。同时，刊物和会议的影响力与领域关系很大，在连基本完善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都不存在的前提下，怎么可能存在划分的“顶级”依据呢？“顶级”也就只能“谁嘴大谁说了算”被获利者用来提高门槛压制后来者的一种谋略)；

   三是科研浮躁化：本来科研是一件脚踏实地、十年磨砺的艰难过程，但现在的科研人员缺乏轻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和氛围，面临着名目繁多的例行考核和晋升，数字管理用到科研管理中更是雪上加霜，一些管理者简单地强调将数字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几乎抹煞了科研过程性的自然规律，使得科研进入“只讲结果不讲过程，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怪圈：如果能公布我们全国每年“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数量，我相信我们达到国际科技强国梦早已经实现了；

   四是科研行政化。如何评价科研项目和科研结果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们目前的管理体制就是官员说了算，尽管许多场合都有所谓的“专家”评审，但专家又是由官员来界定的，官员会使“专家”成为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学者”加冕“行政官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学者官员”群体呈现扩大化趋势，进而又加剧了行政对科研的干预程度，科研项目申请、科研结果评价等科研活动便也成为以行政管理为圆心的“固定圈子”手中的一张“王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无论是国家的相关部门，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从项目的立项、成果的鉴定和奖项的评选的整个科研管理流程的专家构成基本上都是掌控在少数人手上，且都是终身的)；

   五是科研职业化。科研行政化还造就了科研人员中的一种新型职业:“项目专业户”或“项目经纪人”。他们手中同时拥有多种渠道、多种类型的项目，但这些项目间的差异恰如“同一商品换上不同的包装而已”(在一段时间内的各种项目名称会存在差异,“新瓶装陈酒”)，而项目结题的成果则是多个项目“共享”(我尚搞不清楚这与“一稿多投”有何差异？)；更有甚者，有些人拿到项目不用自己完成而直接转手让“苦力”去完成；而这些“专业户”或“经纪人”中有多少不是和主管行政部门的上上下下建立起了相当好的“友好关系”的。(个人主张：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从立项、申请到结果评价应该全过程公开透明，专家的确定也应采取“民选制”，消除当今存在的“终身制”，且建立主管官员、评审专家对项目成败的“问责制”，结果的评价应采取“回避制”，避免形成“利益团体”而相互包庇，甚至是“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应该让所有人懂得：纳税人的钱是不允许被一些“投机者”随意挥霍的。)

尽管上述现象并非我国科技领域发展的主流，但它们的存在却是滋生学术造假的“温床”，腐蚀科研事业的“毒瘤”。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报道：“路甬祥在中科院2009年度工作会议上致辞时指出：未来中科院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将从以论文、奖励数量评价为主，实现向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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