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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帝师南怀仁
据统计,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称皇帝的一共有494人。在这许多皇帝中,唯一一位能够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就是清代的康熙皇帝玄烨。他不像他的不肖子孙雍正、乾隆闭关锁国,禁止任何西方东西传入。康熙皇帝在政务之余,学习天文和数学很努力。1667年,康熙亲政后,在皇宫畅春园蒙养斋内,邀请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7年)、法国的传教士张城(Jean Francois Gerbllon,1654-1707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为教师,认真学习天文学与数学。康熙皇帝对数学的认真学习,可以从白晋向法国路易十四所上的奏折中看出,白晋说:“我们按照和以前进讲几何学原理(即《几何原本》)时相同的顺序,结束了理论与应用几何学的全部进讲工作,皇上对于自己已成了一个优秀的几何学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流露出极为满意的神情。同时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两份讲稿的重视,旨谕把它们由满语译成了汉语,并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载于两书的卷首。然后,为在皇城内用满汉两种文字印刷成书,发行全国,皇上谕令校订两书的原稿》”
从明末开始来中国传教的西洋教士大约有万余人,其中能够在死后被皇帝赐予谥号的,仅南怀仁一人。在南怀仁逝世一年后,康熙皇帝派人祭奠,并赐予谥号“勤敏”。赞扬他“识通治历,能符七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抑且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坚而致胜。恪恭不怠,奉职惟勤,术数咸精,造思独敏。”可见当局对于南怀仁的重视,也可以看出南怀仁在华贡献的举足轻重。
南怀仁由1659年到达内地传教,在华凡二十九年之久。起先在陕西传教,1660年转到北京协助年事已高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1664年,杨光先发难控告汤若望的新历法,指斥“新法十谬”,南怀仁与汤若望多人下狱。在狱中受尽各种折磨,而且一直坚持为汤若望辩诬,直到1669年才被开释平反。
1667年,14岁的康熙亲政,他着手处理杨光先控告汤若望案。此时汤若望已经逝世,由南怀仁出庭。年轻的皇帝康熙,既没有历法守旧派的成见,也没有杨光先“西洋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框框。他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组织一个班子,让杨光先和汤若望预先给出日影、金、木、水、火五个行星和太阳月亮的位置,到时检验看谁预测的对,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经过两个月的实际考察,检测班子报告:“南怀仁测验,与伊所指仪器,逐条皆符,吴明烜(杨光先指派的预测者)所测验,逐条皆错。”
经过实践的检验,对错分明。于是康熙皇帝1669年罢免杨光先的钦天监监正,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并为汤若望和有关传教士恢复名誉。由于杨光先诬陷汤若望,判处杨光先凌迟,念其年老赐以罢官回乡。
南怀仁对于康熙的任命,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一再上表,坚辞监正官衔。表示甘愿承担历法的任务,像唐代僧一行那样没有官职而尽修历法之责。康熙最后只得允诺。
先是杨光先反对汤若望的新历法,写了一篇长文《不得已》指斥“新法十谬”于1665年推出,南怀仁后来与之对应,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历法不得已辩》,于1667年刊行,逐条批驳杨光先的指呈。文章首先说“夫天文者,朝廷之实政、儒者之实学,非比一人一事,可以掉三寸之舌,立地雌黄,洒笔墨之端,依稀形似者也。此其道在于测验。”说明观测是天文学最重要的立论根据。然后,以严谨的天文学理论与观测实事,驳斥杨光先的荒谬。针对杨光先利用的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等文章,批驳这些占卜之术荒诞不经。《不得已》与《历法不得已辩》(简称《不得已辩》)是关于汤若望一案的最主要的文献。也是研究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传播受阻的重要文献。
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后,于1669-1674年,设计和监造了6架新的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他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解说,他于1674年将《新制灵台仪象志》共十六卷进呈,并请镂版刊行。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纪理安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皇帝又下令按照中国传统的浑仪再造一架新的仪器,命名为玑衡抚辰仪。这些观测仪器现在还摆放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供游人参观。南怀仁主持打造的这些仪器,都是仿照丹麦天文学家弟谷(Tycho Brahe,1546-1601)所使用的观测仪器,它们都是当时国际天文学上最先进的设备。
南怀仁修历之外的另一件重要工作就是铸造大炮。1680年,在南怀仁主持下奉旨铸造三百二十门,于次年铸成,在卢沟桥试放,都击中目标。1682年康熙赐予工部右侍郞衔以示表彰。南怀仁并撰写《神威图说》进呈,该书说明火炮的铸造与瞄准等问题,可惜后来失传。早期清朝铸造火炮,都是按照南怀仁所授之法打造的。
有一重约12万斤的石块,要过卢沟桥,原计划将巨石放在16个轮子的特大平板上,套300匹马来拉,这么多的马匹挤在狭窄的桥上很难驾驭,当局怕桥无法承受。要南怀仁出主意。南怀仁经过实地考察,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制成了足以拉动巨石的滑轮和绞盘。运石过桥那天,工部尚书奉皇帝之命亲临现场。桥的西面设12个绞盘,每个绞盘由8名大汉推动;桥的东面设6个绞盘。东西两端的绞盘用粗大的绳索相连。起动的命令一下,鼓乐齐鸣,绞盘拉动绳索,绳索牵引着十轮运石车稳稳当当地通过了卢沟桥。同年的10月和11月,以同样的办法又把修建陵墓所用的其他巨形石料安全地运过了卢沟桥。南怀仁的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机械制造方面,南怀仁还在中国进行了汽轮机的最早实验,就是利用一定温度和压力的蒸汽的喷射作用,推动叶轮旋转,从而带动轴转动以获得动力。这个实验在他的《欧洲天文学》的“气体力学”一章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在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期间,南怀仁担任过翻译。
除上述介绍的之外,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他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从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天文、地理、大地测量、解剖学等知识。对欧洲传教士采取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
1713年(康熙52年)康熙对皇子们说的一段话最能说明他学习数学的动机。他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条分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这说明他学习数学是为了研习天文与历法。
康熙的天文与数学,是向传教士南怀仁等学习的。他从学习《几何原本》开始,组织编译了《数理精蕴》、《算法篡要总纲》、《借根方算法节要》、《勾股相求之法》、《测量高远仪器用法》、《八线表根》、《比例规解》、《对数表》、《数表精祥》、《阿尔热巴拉新法》(即代数学)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除包含了我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主要成果外,还几乎包含了当时西方数学的主要成果,也包含了当时西方在牛顿之前天文学中的主要结果。
康熙皇帝虽然向西方学习,但比起同时代俄罗斯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来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彼得大帝在1697至1698年间,到西欧作了一次考察,他以一个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考察团。他看到了许多以皇帝的身份无法看到的事物。他走访工厂、学校、博物馆、军火库,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举行的一届会议。总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及行政管理方法。回国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兴办工业、引进西方技术、开设新式学校、创立科学院,促进了俄国的文化、科学、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康熙只不过是表现个人的聪明才智而已,而没有把向西方学习用在改进制度发展科学和教育上,也没有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正因为有这种局限性,所以在他的子孙雍正、乾隆那里执行严厉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对于世界先进国家,已经是遥遥落后了。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南怀仁,
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0&rsv_idx=1&tn=baidu&wd=南怀仁&rsv_pq=e39b41c4000eb070&rsv_t=0526agDwD6y6QAey7zaadQ2z9jlv5uPc3qRIEg%2B5eE6XSF5skDKpbIodNVY&rsv_enter=1&rsv_sug3=1
[2]不得已(附二种)——安徽古籍丛书,黄山出版社,2000
南怀仁主要著作
宗教著作
《教要序论》一卷(1670),分目六十二篇,以浅显明白的文字概述天主教,是一部论教进道的著作,是南怀仁宗教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多次刊刻重印,并有方言版、法文、满文、韩文译本。
《善亚报略论》一卷(1670),共八章,以问答体裁解释人世的善恶赏罚问题。
《告解原义》一卷(1673),解释有关告解——天主教圣事之一——的性质与重要性等。
《圣体答疑》一卷(1673)解答关于圣餐的问题。
《道学家传》一卷(1686),关于天主教的史实,以及来华传教士的名录、传略。
此外,他还撰著了《天主教丧礼问答》;与利类思合作编撰《圣教日课》。
南怀仁的这些著作,特别是前几种,均曾再版重印。其中尤以《教要序论》刊印次数最多,甚至直到1930年代仍有刊印。这些宗教著作,宣扬了天主教教义、教规和宗教仪式等等。
科学著作
《御览西方要纪》一卷(1669)
《测验纪略》一卷(1669)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672)
《坤舆图说》二卷(1674)
《简平规总星图》(1674)
《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1674)
《坤舆外纪》一卷(1676)
《坤舆格致略说》一卷(1676)
《神威图说》(1682)
《形性之理推》(1683)
《穷理学》(1683)(未刊刻)
AstronomiaEu-ropaea(1687,《欧洲天文学》)
201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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