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路甬祥院长的一次讲话提点意见

 

北京大学退休教授  武际可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2008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C2版以整版的篇幅刊载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一篇大作《谨防对科技的不当使用》。以下简称路文。

路文是为纪念全国科学大会30周年于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所做的主题讲演。

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在科学技术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事件。自那以后停刊十多年的各种学报陆续复刊了，各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又开始了，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恢复。人们称它开始了科学的春天。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确应当隆重纪念。作为我国现今科技界的领军人物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发表一篇纪念性的文字，也是合适的。不过，看完以后，却不无遗憾地认为有些问题很值得商讨。

首先，路文在注解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举了一些例子，不过其中错误就有好几处。

路文说：“1963年，美国的生态学家发表了《洁净的春天》这个著作，摒弃了传统粗放式的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开启了环保运用的先河。”

路甬祥在介绍这本书时，没有介绍作者的名字，把书的名字和出版年都弄错了。美国科普作家和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的书是《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而不是《洁净的春天》，出版时间是1962年也不是1963年。至于书的内容也不是批判和摒弃“传统粗放式生产对环境的破坏”。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春天本应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死气沉沉。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作者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一种由DDT杀虫剂所引发的实际上就正在全美国的各地发生的情况：破坏了从浮游生物、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作者说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在美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

《寂静的春天》也招来了有钱有势的生产DDT和同类农药的化学公司和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强烈的攻击、批判乃至诽谤和人身攻击。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

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序言”中评价此书说：“《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

够了，我补充介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一些情况，无非是说明路甬祥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甚至也没有看过关于这本书可靠的介绍，而信手写来。实在不能认为是严肃的。

路文说：“牛顿力学对物质及其物质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实在不懂路院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牛顿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关于物质的机械运动的学说，建立起经典力学的原理。在路院长的笔下，把牛顿的贡献写成“对物质及其物质规律的认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物质的机械运动和“物质及其物质规律”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一般会理解为物质结构，或物质的原子论。如果说这只是用语上的不科学，还则罢了，而后半句把牛顿和唯物论和辩证法拉上关系，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牛顿是典型的有神论者，他的著名的“上帝最初的一棍子”就是一种太阳系的神创说。牛顿力学的发展直接导致机械论的成熟，相反，辩证法的发展却是对机械论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从来也没有一位哲学家或哲学史家把牛顿归属于唯物辩证法的队伍中。

进一步，路文所说的牛顿学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则更不是这回事。众所周知，欧洲的思想启蒙，肇始于13、14世纪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它首先是以人文主义为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复兴受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新思想所提供的民主氛围而快速发展。至于说到自然科学本身的思想启蒙，那么哥白尼、伽利略所突破的精神阻力，比起牛顿来说，要重要的多，对后世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第二，在讲话中，路甬祥一而再地强调“创新”，反复说科学精神是“本质是崇尚创新”、“鼓励创新”和“注重创新已经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

一般地说，我们提倡创新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把创新强调得过了份，就有违科学精神了。其实，我们说科学，应当不言而喻地是包含创新的。如果一个人搞研究，不是拿出新东西，而总是拿出老掉牙的东西出来，那根本就不是科学。我认为科学精神中更为重要的，倒是可怀疑性原则，任何新东西，必须经得起各方面的怀疑反对和质疑。经过各方面的考核推敲如果真的站住脚了，那才是符合科学的。如果说创新是科学的“实质”、是“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就强调得过了头。是不是可以用创新这一词取代科学，或者认为创新至少包含了科学概念中最主要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把科学院改名叫创新院呢。当然不能。因为创新既不是科学中本质的东西，甚至也不能够代表科学含义的首要元素。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创新，我们缺少的恰恰是科学上最重要的怀疑和质疑。我们曾经过分欣赏创新，而忽视怀疑、反对和质疑。人民公社、农村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当时都是创新，都被说成是新生事物，不许怀疑、反对和质疑。大讲食堂的十大好处，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责难的意见一条也听不到。结果由于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经不起群众的反对，所以是不科学的，也就站不住脚。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惨痛的。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记起十年前路甬祥出任科学院院长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这的确是一项科技管理上的“创新”。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任何异议地加以推行。不管在文字上怎样描绘，但在实际执行的结果，是要将研究人员的“创新”度量化。把研究人员的报酬，即工资与他的“创新”计量挂钩。扩大了所谓“积效工资”部分。时任数学院副院长的一位研究员在极力推行这种管理模式时说：对他们（指研究人员）要“两年考察一次，如果成绩不理想，请他另谋高就。”评价基础研究的成绩理想与否，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成果的大小、真假和它的意义，往往不是短期内能够弄清楚的，有的甚至需要几年和数十年之功，根本不是一两年能够解决问题的。于是什么叫成绩“理想”，就要简单地诉诸于对创新的“计量”，直接的结果，就是数论文的篇数，和计算创收金额（包括争取到基金或其它资助）。并且美其名曰计量管理。实际上，是想把研究人员的这种复杂劳动的管理，也像管理挡纱工或车工钳工那样变成计件工资。并且这种管理模式迅速在全国推行，包括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

这种管理，对于搞技术的人也许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技术创新可以用它的市场价值来度量。利益驱动可以产生重要的技术飞跃，但对搞科学的人，就很难说是合理的了。因为基础科学的成果是无法公度的。历史上的重大基础科学的突破，都不是利益驱动的结果。

在谈到科技道德时，路文说：“于我国来说，近代科学传统还不是很长，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道德约束和制度基础还不健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和市场中的不良风气在科技界也必然有所反映，在当前通过科学不端行为获取声望，职位、利益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学术荣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段话隐喻，好像市场经济是当前科技腐败的根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国度里，像英美等国的科学腐败要比我们更严重些呢？事实是恰好相反。

把大面积的科技道德沦丧，科学腐败的原因归结于道德约束和市场经济等客观因素，说成是我们缺少科技道德规范因而需要建设道德规范，而不从管理制度本身去找原因。这不符合一个合格的现代管理者的思维原则。我们至少应当从管理和立法的角度思考如何阻止和处置腐败。事实是，我们对科技管理的官僚化、表面化、形式化，以及数论文点钞票的低级度量，恰好是我们科技腐败的温床。最近十几年来，科技腐败愈演愈烈，就是明证。

第三，路文在谈到科学的公开性原则时说道：“科学是建立在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被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造福于全人类。公开性原则强调：只有公开了的知识和发现在科学界才被承认，才具有效力。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科学界要强调维护公开性的原则，追求科研活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和促进全民共享公共知识产权，这跟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并不矛盾。”

这段话实在令人迷惑。说“公开性原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知道微软的软件产权如何与公开性“相辅相成”法。你不花钱用了它的软件，它会要你黑屏，一点也不客气，而且即使你花了钱它也绝对不会公开。

所以会陷入这种矛盾，就是因为作者没有区分科学与技术。

科学是不能盈利的，这就是科学的非盈利性原则。微积分、量子力学都是科学，都不能卖钱，也不能申报专利。科学的成果必须公开，公开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在自己论证清楚之后要尽早公开。科学上的首创权会获得更多的荣誉。

技术则不然，它可以盈利，可以保密。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只卖钱而不公开技术，直到把技术带到棺材里。早年我们有许多技术，传媳妇不传女儿，还有许多失传的技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使技术获得更大的社会效果，同时加快先进技术的传播，从法律上采取措施。专利法应运而生。这就有了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就是说，技术的公开是要从法律上保护它应得的利益，它才会公开或部分公开的。

最后，路文是以《谨防对科技的不当使用》为题的。文中以相当的篇幅讲述要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文章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科学技术一旦被滥用，也有可能危及自然生态、人类伦理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不平等，不安全，不持续，甚至带来人类新的灾难。所以，人类应该共同恪守科学的社会伦理准则，譬如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应该有创新的兴趣与激情，更应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科技创新应该要尊重生命，包括人的生命以及生物生命，尊重自然发展。”这些话无疑都是对的。但是文章似乎隐含了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良用的区分是明显的，至少对国家的领导人，像文章作者那样的负责人是清楚的。就像京戏中的人物一样，一出场便善恶分明，也像把三聚氰胺掺到牛奶中那样易于判别善恶，每一个有道德的科学家只要是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发展都会从善去恶。

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也远不是空洞的伦理福音说教能够奏效。对科学与技术这把双刃剑，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够较快地判定善恶，减少损失。就像上文中提到的DDT，它是瑞士人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1899-1965）于1940年申报了瑞士专利的，由于它能够有效地消灭害虫而遏制斑疹伤寒，被认为是莫大的善举，为之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由于卡逊《寂静的春天》以及后人的研究和抵制，目前已被全球禁用，被列入12种剧毒物的名单中。数十年之后的今天，环境中残留的DDT还在发挥毒害人类和生物的作用，不能不是极大的教训。

原子弹，曾经被认为是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善举，可是近年来禁止生产和储存原子弹，几乎是全人类的呼声，可是原子弹却还是不断加大生产和扩散。爱因斯坦曾经充当过原子弹的催生婆，却在弥留之际在世界禁止原子弹宣言上签上了名。人们说爱因斯坦像一位《天方夜谈》中的老渔夫，把原子弹这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却没有办法让它再回到瓶子里。

像原子弹这样的事情，涉及许多国家，涉及国际法等领域，我是这方面的门外汉，不便多嘴。国内对科技滥用的例子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常常是，一开始某些官员认为自己很清楚了，不允许反对、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结果造成的损失很难弥补。三门峡水库就是一个科技滥用的实例。不仅把反对者戴上右派帽子，有的还逮起来判刑，结果呢，三门峡蓄水之后，便使关中大平原饱受水灾之苦，数十年之后才发现还是当年的反对者正确。

可见，在谈论防止科技的滥用时，我们必须充分发扬科技民主和决策民主。不仅如此，在文章谈到的几个主题，每一个方面的改进，都是和民主的发扬息息相关的。民主是遏制科技腐败的良药，民主是阻止科技管理官僚化的良药，民主是减少科技滥用造成损失的良药，民主也是揭穿科技管理上的瞎指挥的良药。

科学是和民主共生的，没有充分的民主环境，科学的发展就会窒息，科技就会被滥用，科技队伍就会腐败，科技队伍中就会充满骗子。在谈论科技问题时，一点也没有提到促进决策、管理中和科技成果评定中发扬民主精神，也许是路文最大的缺陷。

 

 

 

 

附：北京青年报路甬祥讲话全文

网址：http://www.bjufo.com/dispbbs.asp?boardid=16&ID=21033

路甬祥：谨防对科技的不当使用

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08/12/16 00:00)

　■编者按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报告，旨在纪念全国科学大会30年。

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指什么？近年来，总有一些科研人员的不端行为被报界披露，重提科学道德就显得具现实意义，那么最重要的原则有哪些？爱因斯坦在研究出相对论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的公式可以用来造原子弹，那么科学家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的伦理问题，伦理能不能成为人类放弃或者限制科技发展的理由？

在演讲中，路甬祥院长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理性说明。

■演讲者小传

路甬祥，汉族，１９４２年４月生，浙江慈溪人，１９６４年９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

械系液压气动研究所研修，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2008年连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演讲时间：2008年12月3日

■演讲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主讲人：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科学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人类的生活、生产带来难以估量的变革与革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发展观

我想着重谈一谈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的内涵。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是科学的价值。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是逐步显现的，比如说造船技术，指南定向技术，测量技术等发展推动了地理的大发现，地理的大发现不光促进地球科学、天文学、航海学、天气预报学以及造船技术等发展，而且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的出现。科学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人类的生活、生产带来难以估量的变革与革命。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推动了激光、通信产业的发展，原子理论的发展导致核能军用和民用。固体物理学的发展，导致了半导体、晶体管、集成电路，磁存储材料，计算机技术，还有超导以及现在比较热的太阳能电池等等产业的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重大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科学创新的支撑，技术的进步不但为生产力也为科学创新提供了新的手段与动力。科学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牛顿力学对物质及其物质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达尔文进化论揭示出生命发生演化的规律，颠覆了西方人长期信奉的神创论；基因结构与功能的发现，揭示了生物的生殖、发育、遗传、变异的分子基础及变化规律。

科学研究表明土地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都是有限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又证明，单纯依靠资本和熟练劳动无法保持竞争力。当今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说明了光靠虚拟经济投机操作，而失去科技进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新的革命，同样也是难以为继的。知识成为创造新财富的核心与基础，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知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当然关键还是创造知识的人以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创新为民为宗旨，应该是中国当代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的核心。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价值内涵还在不断地扩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知识基础和根本支撑。科学技术还改变了人们的发展观，地球科学进展在消除了人类对于自然恐惧的同时，也告诫人类地球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警示人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爱护这个地球。1963年，美国的生态学家发表了《洁净的春天》这个著作，摒弃了传统粗放式的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开启了环保运用的先河。环境科学的发展，揭示出人类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有些破坏是不可逆的，人类应该敬畏和尊重自然。科学的进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使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从认知自然、开发自然到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协调和进化。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精神曾经引导人类摆脱愚昧、迷信和教条，创造摆脱神权、迷信和专制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即来源于科学的理性精神。

■科学精神不承认有任何外部不变的教条

下面，我谈一下科学的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在人类文明进程当中逐步发展形成的。科学精神源于近代科学，它随着科学实践的不断发展，内涵不断的丰富，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为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尊重实践，弘扬理性。科学精神创造不竭追求真理的信念和捍卫真理的勇气。科学精神创造新的知识，鼓励知识的创造性与应用，尊重已有的知识，崇尚理性。

科学精神不承认有任何外部不变的教条，科学有永无止境的前沿，科学精神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求对任何人所做的研究、成果、见解和论断进行实证和逻辑的检验。科学精神强调客观的验证和逻辑论证相结合的严谨的方法，科学理论必须经受实验、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检验。

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创造追求真理，鼓励创新，崇尚理性质疑，科学精神恪守严谨缜密的方法，科学精神坚持平等自由探索的原则，科学精神强调科学技术要服务于全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福祉，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精神曾经引导人类摆脱愚昧、迷信和教条，创造摆脱神权、迷信和专制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于科学的理性精神。

在科学技术的物质成就充分彰显的今天，科学精神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的价值。注重创新已经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崇尚理性已成为广为认同的理念，追求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

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已成为先进文化的基础，倡导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已经成为社会的风尚。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比较起发达国家来看，还有一定的距离，还要继续的努力。

诚实守信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是科技工作者必须尊重的最基本的规范。还要遵循信任与质疑互补、公开性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建设科学道德规范应遵守四个基本的原则

关于科学的道德问题。

科学研究因为是创造性的人类智慧劳动，高尚的道德标准必然是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化的宏大事业，成为既有社会地位又有一定利益追求的事业，科研当中的不端行为也开始滋生和发展。对于我国来说，近代科学传统还不是很长，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道德约束和制度基础还不健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和市场中的不良风气在科技界也必然有所反映，在当前通过科学不端行为获取声望，职位、利益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学术荣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建设科学道德规范应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是诚实守信的原则，诚实守信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是科技工作者必须尊重的最基本的规范。诚实原则要求科技工作者在项目设计、数据资料采集分析，公布科研成果的时候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要尊重他人已有的贡献，在求职、评审等方面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对于研究成果的错误和失误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及时的公开承认。

 第二，信任与质疑互补的原则。科学是一种不断积累与进步的人类创新活动，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前进。因此，所谓信任，就是相信和尊重他人或者前人的知识创造，把科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一般都应该归咎于寻找真理过程中的自然的困难和曲折。质疑就是要求科技工作者始终保持对科研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保持警惕，即使这种错误是由著名的科学家乃至权威提出来的，或者所谓的权威提出来的，其实科学并不承认权威，也要毫不犹豫的予以纠正。

第三是公开性原则。科学是建立在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被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造福于全人类。公开性原则强调：只有公开了的知识和发现在科学界才被承认，才具有效力。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科学界要强调维护公开性的原则，追求科研活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和促进全民共享公共知识产权，这跟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并不矛盾。

第四，是相互尊重的原则。相互尊重是科学合作的基础，科学研究要求尊重他人的著作权，通过对他人科研成果的引证给予其研究以承认与褒奖，对于他人的质疑提出开诚布公和不偏不倚的应对和正确的态度。

严谨的科学道德规范不仅有助于我国科技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国科技界和科技工作者应该自觉履行科学社会责任，珍惜职业荣誉，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

科学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科学技术一旦被滥用，也有可能危及自然生态、人类伦理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甚至带来灾难。

■科学家更应恪守社会伦理准则，有责任感，尊重生命现代科学与技术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它必将引发人类未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等发生重大变革。同时，也必然带来新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譬如说信息技术它将继续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商业与社会管理等产生积极、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可能带来或者已经带来所谓的网络欺诈、黑客的攻击、信息的泄漏、数据做伪等问题，而且由于各国、各地区和个人间信息获取与应用不平衡，产生了新的信息贫富的差距，所谓的数据鸿沟。

又如像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为农业、医疗保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带来新的革命性的变化和做出无可衡量的贡献。但是，也有可能发生个人生命信息的泄漏，人的社会属性难以界定等伦理问题，并且导致生态安全受到人为的攻击，人类的遗传发育健康面临新的威胁等新的伦理挑战。

譬如说像纳米技术的发展，它当然会导致信息、电子、制造、化工、医药、材料和环保产业的新的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如果在没有科学防范的情况下纳米技术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也有可能在人类健康、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等方面引发诸多新的挑战。研究表明，一些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毒性，纳米颗粒与纳米碳管可能引发肿瘤，而且有能力穿透动物包括人的脑血屏障，纳米材料废弃物的处理也将是人类面临的新课题，一旦纳米技术成为攻击性的武器，至今人类可能还尚未准备好防范的办法。

比如说像空间技术，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全球信息系统、遥感系统等，它的不断完善、进步与广泛的应用，它扩大了人类认知的视野，为保障农业生产，监察生态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提供了新手段。但在新空间监测手段下，个人的隐私则难以保障，企业的商业机密容易泄漏，掌握先进空间技术的国家自然就把握了信息的优势，从而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乃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信息新的不对称，生存发展新的不公平等人类的问题。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些伦理问题，我认为并非是由于科技发展本身所致的，主要是源于对科技的不恰当运用，伦理并不能成为人类放弃或者限制科技发展的理由。探索未知世界，创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是科学与技术发展永恒的动力与追求。科学技术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竭动力与基石，发展科学技术造福人类是科学家、工程师、全人类的共同社会责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必将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发展新的人类伦理准则。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财富，具有可积累，可共融，可分享，可再创造等特点，理应造福更多人，造福于全人类。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科学技术一旦被滥用，也有可能危及自然生态、人类伦理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不平等，不安全，不持续，甚至带来人类新的灾难。所以，人类应该共同恪守科学的社会伦理准则，譬如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应该有创新的兴趣与激情，更应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科技创新应该要尊重生命，包括人的生命以及生物生命，尊重自然发展。

■提问部分

全球化加剧世界分工中国更需努力

问：对于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如何才能踏踏实实的搞学术，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

路甬祥：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比我们那个时代各方面的条件更好一些。当然，社会上也有许多吸引青年人的场所和亮点。但是关键问题还是在学习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住自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专注于学习，追求新的知识。同时，要学会取得新知识的正确方法与途径，不满足于老师的课程。还要善于思考。要有善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这还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要尽可能的为各位研究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在不同的环境中要坚定自己追求科学，奉献国家与人民的理念，把基础打扎实。

提问：经济全球化加剧世界分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一些业务分包到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研究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鲁将一些试验中心分包给复旦。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国际科研的分工。

路甬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所谓国际科研分工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15年以前，许多人给我介绍世界上最好的企业的研究模式是贝尔实验室，从基础研究做起，一直做到高技术产业集成。现在这种模式慢慢衰亡了，那么相继兴起的是IBM、微软以及Google的创新模式，它们现在也有自己的网络型研究院，不都集中在美国的本部，哪里有它相关的高技术产业市场，就在哪里建立研究实体。这样的态势也说明现在的创新资源在全世界逐步走向相对的分散，而不是走向集中。出现了创新模式的全球化、跨国模式，乃至于网络的模式。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自己不需要再做太多努力的理由。

提问：爱因斯坦在研究出相对论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的公式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作为中国的大学研究生，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到底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探索真理，您觉得哪一个更重要？

路甬祥：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在早期，科学技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承接关系，是相对独立发展的。科学是人类对客观现象、自然现象的迷惑，要解释这样的现象，要求知，把这作为主要的动力。而技术的发展主要源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来进行的，主要产生在实践当中。但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两者的联系更加紧密。科学、技术依然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它们相互依赖，而且相互促进，共发展，构成了人类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共同的基石，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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