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兴趣更宽一点！

 经常在看我国老一代的名人传记的时候，有一种感慨，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特长。他们的兴趣又是那样宽。

    赵元任（1892——1982），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哲学家。他是我国最早的研讨自然科学的社会团体，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他190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攻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最后却在语言学和音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李四光（1889——1971），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907年留学日本学习造船，后留学英国学习地质学，获自然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创作了小提琴曲“行路难”，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中国人创作的最早的小提琴曲。

陈寅恪（1890——1969），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在日本求学，后又留学德国和美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据季羡林先生回忆，陈寅恪能够懂二十多种语言。傅斯年对他有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还可以举许多，例如中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和力学家钱学森会管乐器，小号和黑管，著名的植物育种学家袁隆平会拉小提琴，著名数学家，近代多元统计分析的奠基人之一许宝騄，很精通昆曲。等等。

至于外国的知名学者则能够举出更多，进入20世纪，虽然要找像达芬奇、莱布尼兹那样什么都懂的学者是很少了。不过像爱因斯坦拉小提琴、费曼打手鼓和素描、地质力学家古德曼演歌剧等业余爱好，还是可以举出一大把的。

教学多年以后，对现在的年轻学生又有一种感慨，他们的兴趣太狭窄了。我自己经常自叹比起前代的大师们知识面过窄，即使在我所熟悉的业务范围内，也没有大师们理解的深刻。不料，我所教的学生们，知识面和兴趣比我还要窄。我曾经和他们闲聊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学自然科学的学生，没有看过《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名著，更谈不上业余爱好。有的人喜欢唱歌，但看不懂五线谱，甚至也看不懂简谱，只能跟着录音机学唱。他们和狭小专业范围以外的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培养不出像我上面所列举的那样的大师呢？这，恐怕是我们现在教育问题的表现之一。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需要我们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因为，在经济方面已经不是小作坊、小农经济时代，不是一家一户就能够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时代，是需要许多人合作共事的时代。即使在研究方面也不是只靠一个人冥思苦想，而是需要许多人合作攻关的时代。因此就需要和不同行业的人合作共事，需要和各种人打交道，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这些素质和才能，需要在他们走进社会之前，在学校里就得到充分的成长和发挥。

据我所知，在学校教育期间，培养学生合作共事精神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参与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而在学校里，这种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有三种形式最好：体育团队、演戏和乐队，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还能够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扩大知识面。很可惜，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留给学生参加这种自由发挥才能的时间和空间太少了。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钱学森先生在2005年回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的情况，他说：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尔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尔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可见，留给学生多一点自由发挥的时间和空间，是现代教育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特色。那种从小便把学生捆绑得死死地，一点余地也不留，对学生的课余兴趣不是鼓励，而是限制和扼杀，要求学生按照一定的模式死记硬背的教育，只能培养出书呆子和“听话出活”的奴才，绝对培养不出现代社会有独立人格的人。

也许对于无论是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的学生来说，音乐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业余活动。因为在音乐中你既可以加深文科和艺术方面修养，你又能够得到相当深入的自然科学的熏陶。你如果善于思考的话，音乐会引导你一直到近代科学的最前沿，也会让你熟悉近代艺术的各种流派。同时又能够获得艺术美的享受。如果你有参加一个乐队演奏或参加一个合唱队合唱的经历，对于你增强合作意识，无疑也是一段很好的训练。所以音乐，对于不是专门从事音乐艺术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培养业余爱好的园地。而对于那些选择音乐艺术作为终身事业的人，理解一下人类历史上围绕音乐开展的自然科学研究和这些研究的成果，无疑对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从更为根本的教育理论上来说，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本能。美育是审美与教育结合的产物，由于美感是内在的、超功利的，故美育的最终价值还是指向“至高的善”。有追求美的冲动的人，才会有冲动去追求隐藏于自然现象中的美，也就是有去发现自然规律的冲动和激情。所以，从最一般意义上说，热爱艺术和热爱科学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说，要把我们的兴趣拓宽一点的理由。只有从这个一般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才能够引导我们成长为胸怀宽广志趣远大有创造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