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的组织者

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去世，西方科学在这一段随同传教活动顺利传播。其中以翻译介绍西方的天文学和编制新历法为中心，先后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几何学，水力学和力学以及机械类技术。其中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是一个中心人物。他是这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实际组织者。

中国与西方在学术方面，进而在力学方面进行交流，当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明朝万历10年（1582年）来华传教开始。利玛窦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家克拉维斯（Clavius，1538-1612）学习天文学，他最初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关、江西、南京等地传教16年，同时认真学习汉语。初期他打扮为僧人，结果不为华人所动。经过不断失败和广泛接触中国的知识界，并进行广泛交流后，他改着儒服，并宣传他所擅长的西方科学。如借传教之机讲解全球地图、天文知识以引起中国人的好奇，这就是所谓的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1601年他与后来的传教士庞迪我一同来到北京，以贡献方物之名，向万历皇帝敬献自鸣钟、望远镜、三棱镜等物，得到皇帝的嘉许，在宣武门外建教堂。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西班牙人，1599年来华。1601年与利马窦同时抵达北京晋见皇帝。并与利马窦合作领导在华的传教，1610年利马窦病逝，庞迪我继任为耶稣会的代理监督。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立即注意到中国天文学和历法的落后，他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1605年，利玛窦向罗马教廷写信报告：“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作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增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而庞迪我在致罗马主教的信中，和利马窦一样，是这样来评价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的，他说：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他们学问的内容和他们作为‘学者’的身份根本不相符合。” 

利玛窦和庞迪我的主要贡献是：利马窦带来《万国全图》，于万历12年（1583年）在肇庆出示，后来不断翻印描绘，至万历36年（1608年）竞有12次之多，流传很广；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章；为了吸引外国传教士来华并带来西方科学做了不少组织工作。庞迪我后来参加过徐光启组织的修改历法的工作，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起过重要作用。

根据利玛窦建议的科技传教的方针，后来罗马教廷陆续派懂自然科学的传教士来华。其中熟悉当时西方的力学、天文学和数学的著名传教士先后有：

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1575－1620），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在天文、数学、水利等方面都有贡献。

邓玉函（Joannes Terrenz,1576－1630），瑞士人，其出生地当时属于德国，1621年与其他22名教士，并携带7000多部书籍来华。他曾是伽利略的挚友，熟悉当时西方科学，来华后在力学、天文、机械、医学等方面多有贡献。

汤若望（Joham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日耳曼人，1622年来华。他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在华期间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修订工作，并在天文仪器、仿制西式火炮等方面多有建树。

罗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意大利人，1624年来华。

南怀仁（P.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在数学、天文、兵器等方面都有贡献。著有《灵台仪象志》14卷，是一本关于天文观测仪器的著作。在其卷二论“新仪坚固之理”中说：“今先论纵径之力，以定横径所承之力。西士嘉理勒（即伽利略）之法曰：观于金、银、铜、铁等垂线，系起若干斤重，至本线不能当而断。”这里指的是金属的拉伸强度，而且提到了伽利略的名字，可见南怀仁是知道伽利略和他所著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这本力学巨著的。伽利略的这本书出版于1634年。

蒋友仁（Benoist Michael，公元1715－1774），法国耶稣会士。1744年来华，曾参与圆明园的若干建筑物，如大水法十二生肖喷水等的设计。他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加新疆、西藏测绘新资料，编制成一部新图集《乾隆十三排地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实测地图的编制。著有《坤舆全图》、《新制浑天仪》等书。

明末传教士制定了科技传教的方针，并且有懂科学技术的传教士来华。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内，需要有识之士对西方的科技感兴趣，。组织吸收和推行。徐光启便应运承担了这项重任。

徐光启（1562－1633），江苏上海徐家汇人，20岁考中秀才而后开始教书，在他31岁时有人聘他南下到广东的韶关教书，得以接触传教士并初步了解一些西方学术。1600年（万历28年）徐光启因事到南京，并会见了久仰大名的利玛窦神父，同时受洗礼入教。1604年（万历32年）徐光启43岁考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作官。在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恰好此时利玛窦已到北京，并在宣武门外盖了教堂，在那里传教。徐光启从此在与利玛窦交往中不断学习西方的力学天文学和数学。

在吸收西学方面，徐光启主要作了以下几件大事：

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于1607年春译完了《几何原本》前六章，并于次年刊行。

由熊三拔口授，徐光启笔录，编写成《泰西水法》一书，并于1612年刊行。书中介绍了西方的水利工程与有关的器具，还有一些简单的流体力学知识。如介绍了阿基米德的螺旋提水机。熊三拔所介绍的西方的抽水机械中，有龙尾车、玉衡车和恒升车。恒升车是利用空气压力的原理，用唧筒和活门把水抽上来的一种机械。玉衡车则是一种双唧筒、一人可当数人的抽水设备。而龙尾车则就是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效率高，且既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畜力驱动。为了把这些优秀的西方提水设备很快做出来，他根据熊三拔所给的图形和尺寸，自费购买了材料让工匠去打造。很快便制造成功了。徐光启并且认真地进行推广。

主持编写大型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全书共60卷，参考援引的书籍达250多种，是从古到今最全面的农学专著。其中在水利部分包括了《泰西水法》。

主持修改历法，并编写《崇祯历书》。大胆起用西方传教士参加这项工作，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邓玉函（Joannes Terrenz,1576－1630）、罗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汤若望（Joham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阳玛诺（Manuel Dias，1574-1659）、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等等。《崇祯历书》是一部长达137卷，包含44种西方历法著作的历法丛书。明亡后经汤若望改写，定名为《时宪历》在清朝颁布执行，一直执行到1911年清亡。

德国耶稣会士、博物学家、物理学家柯恰（Kircher, Athanasius，1602-1680）于1667年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China monumentis）书中绘制了徐光启与利马窦的像。就是我们上面所引的徐光启与利马窦像。

《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阐述了托勒密（Ptolemy）、哥白尼、第谷（Tycho）等人的工作；所介绍的工作，其水平大体是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在具体的计算和大量天文列表上，则都以第谷体系为基础。

《崇祯历书》中介绍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che，1546－1601）和古代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120，当时译名为多禄某）等的著作，是日心说与地心说间的一种调和的宇宙体系。在介绍测量方法上，引进了不少西方历法中的新技术，如采用了第谷的观测方法、引进了球面三角学计算、把地球不再看为平面而看为球面等，它比中国古代所依据的宇宙体系、即以前采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进步。这体系是以西方发展的几何学与三角学为基础的，因此在引进这个宇宙体系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几何学与三角学。它的引进，使天文学一改中国传统历法，向现代天文学迈进的第一步，也使中国的数学耳目一新。

《崇祯历法》毕竟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也有一班保守派反对。保守派指责新历法，主要是它的精度不高。然而从1629年到1643年之间测量日月食的八次相互对照，新历法全部获胜。由此巩固了新法的地位。

为了使历法更符合观测，徐光启经常亲自观测。据记载，在崇祯3年（1630年）的11月28日的夜晚，又冷又下雪，他还是前去观象台观测，当时他已是69岁高龄的人了，结果不慎失足跌伤了，但是经过一段休养，他又去观测了。

在西方众多的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在徐光启之外，中国还也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西方科学的学者。他们同这些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著作、修改历法、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

李之藻（1566－163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26年（1598年）进士。与徐光启合作于1630年完成丛书《天学初函》的编印工作。此丛书的上编10部是关于天主教教义方面的，下编10部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包括《泰西水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简平仪说》、《勾股义》等著作。1623-1630之间，在西班牙人傅汎际口授下，翻译了西班牙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译名为《名理探》于1631年刊行。这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

王徵（1571－1644年），字良甫，陕西泾阳人，天启2年（1622年）进士。大约在1615年，在他进京考士期间，加入了耶酥会，并取圣名菲力普。1625年，他邀传教士金尼阁到山西传教，同时向金尼阁学习拉丁文。在（明）邹漪写的《启祯野乘》有对他的介绍，称“王氏潜心实用之学，擅物理学及农器、军器、机械等技术，并以知兵称，公曾荐请召至京，委以教习车营、火器等务。”王徵曾独立发明或制做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器、自行车等，1626年写成《诸器图说》一书。1626年，他与传教士邓玉函相识，并与邓玉函合作，邓玉函用口授，他笔录翻译而成《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以中文系统叙述力学知识最早的著作。明朝灭亡后，王徵殉明绝食而死。

爱新觉罗 玄烨（1662-1722）即康熙皇帝。1661年，年仅8岁即位，1667年亲政。在他当政期间，曾向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徐日升、张诚、安多等学习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和西方医学。康熙皇帝还主持编写介绍西方科学的大型图书《律历渊源》一百卷、其中包括《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主要介绍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天文学和乐律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组织中国的大地测量，指派传教士仿照西方制造天文观测仪器。

徐光启毕生艰苦奋斗、追求科学、善于用人，在他周围有一批精通自然科学的传教士和像王徵、李之藻这样的热心吸取新科学的学者，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和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组织者。徐光启是72岁（1633年）去世的。他死后，留下的是一大堆手稿，他箱子里，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两银子，连铺的褥子上也发现有一个破洞。他，这位官员，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的确可以说是一位毕生追求科学的伟大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