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奇技淫巧”的解读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技术是很重要的，无论是衣食住行、医疗、娱乐、学习，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和技术息息相关。

可是我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于技术，却认为不足道。视技术为“奇技淫巧”。几千年，这种思想被不断强化。这也许是我国科学技术后来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奇技淫巧”最早来自于《尚书·泰誓下》里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一条罪名，是对纣王的一种批判：“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技巧，也就是现今说的技术，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形容词奇和淫两个字呢？说它“奇”“淫”，奇是没有见过，新奇就是奇，淫是过度，其实就是追求的意思。按现在的意思，正好是创新的技术，追求创新的技术，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原来要否定这种对技术的追求，乃是“以悦妇人”，就是说是为了讨好妇人，讨女人的欢心。这才点到否定技术的要点。

中国历史上，总是把误国大乱归罪于女人。“红颜女人是祸水”。商纣王，亡国是亡于迷恋妲己。在技巧之前加上奇和淫，还不足以把技术搞臭，现在说它是为了取悦于女人妲己，这下就会把追求新技术与女人一样归入“祸水”一类了，就彻底搞臭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把家败归因于女人，把国乱归因于女人。把周幽王误国归于褒姒，把吴王夫差亡国归于西施，把安史之乱归于杨贵妃，有的人还把文革浩劫归于江青。都是这一思考套路的延续。

尚书在批判纣王“奇技淫巧”，实际是指责他“郊社不修，宗庙不享”，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辞源》对郊社的解释，冬至祭天称郊，夏至祭地称社，所以郊社是指皇帝祭拜天地。宗庙不享是对祖宗不祭祀。这两句合起来是说纣王对祭拜天地和祭祀祖宗不注意，而过度注意发展技术。这才道出这段话的实质。

在集权社会，皇帝牢牢地掌权，对皇帝来说，是压倒一切的事情。皇帝被认为是上天之子，所以对祭拜天地要格外重视，皇帝的位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对祖先歌功颂德，这是为牢固掌权制造舆论的最为重要的手段。这比起发展技术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贬低技术是相对于重视掌权来说的，技术永远应当处于从属的地位。如果技术能够对巩固集权有好处，那么皇帝可以给以一定的关心，而如果集权处于危急之中，那为了保护集权，可以牺牲一切，任何关心技术的分心当就属于“奇技淫巧”了。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维护家族集权，是当年最大的政治，其他都是不重要的。纣王重业务轻政治，所以亡国了。

尚书阐发的这种思想，后来随着极权统治的加强，就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到了汉代，由于儒家的经典比较适用于极权统治，所以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家著作阐述和注释就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西汉戴圣整理的《礼记》，后来又由经学大师郑玄注释，就成为著名的《五经》之一。就明确提出“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这段话的意思是：凡是断章取义破坏法律，擅自改变事物的既定名称篡改礼仪制度，用邪道扰乱政令的人，杀掉；凡是制造放荡的音乐、奇装异服、怪诞的技术和器皿用来蛊惑人心的人，杀掉；行为虚伪而又坚持，言论虚伪却善辩，学术不正却装作什么都懂，依顺错误而巧于修饰，对于这种动摇人心的人，杀掉；假借鬼神的名义，经常用卜筮的迷信举动来摇惑群众的人，杀掉。对犯了这四种该杀之罪的人，应决然杀掉，不必审问和听取什么意见。

这段话把新的音乐、奇装异服和新技术，列为与犯上作乱万恶不赦的该杀之列。可见“奇技淫巧”不能像有些人理解的，“玩物丧志”那样的缺点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至于罪无赦。这是因为如果你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工作效率提高了，就会有威望，就会有人拥护你，这就是《礼记》中所说的“疑众”罪，就会威胁集权的巩固。所以必须格杀无赦。就是说，平头百姓有发明和创新是非常危险的，除非赶紧进献给有权的人，表示对有权人的忠诚。所以易经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就是说，在集权统治之下，一切发明和新技术，必须是“圣人”的发明创造，他教会平头百姓使用，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会感恩戴德。这里“圣人”就是掌权的人。就是说，掌权的人，要垄断一切，除了垄断生杀大权，垄断真理，也要垄断发明和创新的权利。这就是集权统治之下的必然结果。

集权之下，尽管会禁锢民间的发明和创新，不过在集权统治者的宫廷里也是需要享用创造和发明的成果的。例如皇宫需要建筑技术，会给搞建筑技术的人封官，清朝就曾经给样式雷家封七品官，以收买人心。皇宫需要服装、瓷器、金玉首饰等用品，专设造办处，并委任专门的官员经办其事。做得好的有创新的，还可以由此升官发财。事实上，我国有许多发明，起先都是为了满足宫廷需要而产生的，如被中香炉、孔明灯、轮船、爆竹、火箭、焰火、风筝、竹蜻蜓、编钟等。受“奇技淫巧”的影响，几千年来知识分子认为只有靠读经科举取得进阶升官才是仕途的正路，认为那些靠进献技巧而取得皇帝的青睐获得晋升的，不是正道，并且把它讽刺为“君王一笑便著緋”。所以久而久之，鄙薄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便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且，如果在《尚书》和《周礼》成文的时候，这种认识还只是限于字面上，那么愈到后来，随着集权社会的强化，这种认识便愈普及和强化。以至于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在这种认识下，被完全窒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