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而言，做科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就是获得对所研究学科的深刻理性认识。还有就是，在这个目的之外，获得学科界（社会）的普遍认可。

这两个追求是矛盾的。对所研究学科的深刻认识一般的是新东西，多多少少的会与经典理论有差别或是在某个论题上有完全不同的结论或观点。事实上，如果研究者的理性认识并没有超越经典理论，一般的说就是没有理论性成果。从而，深刻的理性认识一般的表现为理论上的新（或者是新的外延）。

对于新的理论或观点，其它学者一时半刻并不能领会。而且，一般的说，除非是迫不得以（没别的出路了），其它学者也不屑于去花大量的精力去消化新理论，或是考察新观点。他们一般的是满足于浏览式的了解，而此后也就回到经典理论了。这样，也就在本质上倾向于普遍性的排斥。

这样就出现了剧烈的矛盾：新理论与经典理论差别越大（包括数学表达形式的差别），得到普遍性认可的可能性就越低。也就是说，越是创新性大，越是受到抵制。

由于这个基本现象，几乎所有做理论研究的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事实就是：创新的部分被普编性的排斥（学术上的意义），而对经典理论的深度解释部分（高级科普）被普遍的接受。

这样，做理论研究的就有两个选择：对经典理论做高级科普式的理论解读，从而获得普编性的认可。此类研究很容易获得学术声望。

另一类选择就是纯粹的为了推动理论的进步，从而求新、求异。而研究者如果做出了这种选择，那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必然是其新理论被普遍性的不认可。

我国学界的文化氛围是对“认可”特别的看重。对于理论研究成果，由于普遍性的认可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从而就追求“权威”性的个别认可，或是权力机构的认可。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给了权威们一个教训：在认可某个自身事实上没有深刻理解的“新理论”时，完全可能被“新理论”的创造者所利用。由于历史上的各类教训比比皆是，权威们不开口以避免被利用。

这样，我国的理论研究者所发现的新理论或新观点就面对两个基本的事实：权威们不表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就当此类理论不存在）；学科界普遍的不接受（学术上取排斥姿态，基本上不使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科学创新的机会在那里呢？

3个条件。第1个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理论，有一批发挥高级科普作用的理论研究者。第2个是，有一批基于高级科普文献进行试探性应用的理论研究者。第3个是，有一批基于试探性应用文献而进行应用（实际）技术研发的研究者。

只有在技术开发上获得的大量成功案例出现以后，新理论才会被学科界所普遍的接受和认可。此时，学界一般的说法是：新理论被实践所证实。此后，该新理论就被补充到经典理论中。

这3个阶段的漫长性、间断性是必然的，从而对于同时代产生的新理论，我们实质上无法使用实践检验标准，而只能使用理性检验标准。而理性检验必然的是各类不同意见的极端性表达，从而，在新理论的同时代人一般的不会普编认可新理论。

如果这3个阶段的没个阶段都对应于一代人的话，那么，从新理论建立到被普遍采用，大概的时间间隔是100年左右。

也就是说，20世纪初期的新理论目前进入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阶段。由此反推，我们目前普编接受和使用的理论应是19世纪创立的新理论。这个反推得到的结论是真实的。

从而，就有结论：科学创新，我们的机会在于普及和使用20世纪创立的新理论。这个结论看起来视乎是废话，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然而，想的未必是做的。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学界普遍性的对20世纪创新理论的畏难性回避，从而并没有在学界被高级科普。

由此就引出推论：科学创新的当务之急是完成对20世纪新理论的高级科普。在此基础上投资资助搞试探性应用的科学研究，在此后，投资具体的技术研发。如果这3个阶段以并行方式运作的话，可以估计所耗时间大概30年。这样，到了2050年前，的确可以实现科学创新型国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