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抽象意义上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人们很容易的会有一大堆的论据，但是在个体的内在深层思维中，基础与应用的划分取决于个体思考的目的性。也就是因为这种特定的个体目的性，针对特定的工程目的，这个个体基于自身内在的学术水平把远超出其个体把握能力的称为基础科学，而把个体看来是把握在手的那部分学术看成是应用科学。对个体而言，应用自身把握（或自我认为是把握的）的那部分学术于特定的目的（如解决具体工程问题）就是个体意义上的应用。

      事实上，对小科研群体也是如此。针对特定的工程目标，用群体把握的那部分理论试图去解决问题就是该群体语义上的应用研究；而去学习或研究探索群体未把握的科学理论就是该群体语义上的基础科学研究。从而，以想达到的工程目标为参照，群体基于自身的学术水平，把超出其学术能力的部分称为基础研究，而把在其学术范畴内的那部分用于解决问题称为应用研究。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基础和应用的相对划分是源于小学术群体对于其面对的工程问题基于自身学术水平来实现的，因而在学术水平差别大的、不同层次的小群体之间，基础和应用的划分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一个客观背景上，科学基金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划分基本上就取决于其决策群体的学术水平和该群体想解决的学术或工程问题。但是，就特定宏观工程目标而言，由于各学术（学科）人群的学术层次是很不相同的，从而不会达成宏观上的共识，也不可能在学术上达成共识。

      由于小群体内的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各学科的学术层次也差别很大，因而，在宏观上，也无法达成对抽象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共识。

      所以，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划分是不能以工程目标为参照的。

      一旦撇开具体的工程目标或应用目标，则基础和应用的划分就完全的取决于群体的学术水平。超出其学术能力的学习或研究被上升为基础研究，而在其把握下的学术内涵的价值实现被看成是应用研究。

      也由于这个原因，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科学研究文献是开导人们思维智慧的、是提高人们学术判决能力的，无法直接的被应用，从而在写论文时也就基本上根本无需引用。而在学术群体当前把握水平上的那部分被看好的文献就是论文写作时引用文献的主体。

      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对引用率的追求必然的把科学研究导向狭隘的应用研究，而其总的效果是消灭基础科学研究（在出版和人才评价、学水评价意义上）。这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文献天生的就是不完备的、难于直接应用的、而且是要花费巨大学术精力才能被理解和把握的。其低引用率是必然的，而且其出版也是困难的，被人们注意到也是困难的。

      传统上，这类基础科学的研究是经院学者们在高校以教学形式缓慢的释放给其学生的，并因此而传承下去。他们的存在价值是无法用应用（科学）成果来考察的，而且他们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的工程应用目标，有的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科学目标或是科学意义上的应用目标。我们除了纯粹的学术标准外，难于引入其它的外部标准来识别出他们。

      一旦有了共识性的、可操作性的、普及性的、人为设计的指标或考核系统，那么纯粹的学术标准也就必然的退出了。而这样的后果就是，这类没有应用成就的、单纯的就学术而学术的经院式学者、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础科学研究者（事实上多为抽象科学理论文献的学习者，或是对超出当前群体平均学术水平的科学文献的学习者或写著者）就将面临从高校被驱赶出来或被边沿化的地位。这是全球高校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从而，具体高校本身的目标，和其师资的平均学术水平决定了它将如何划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而且这就必然的反映在其整个教学中。一旦一个高校把文献引用率置于首位标准，那么无论其论文是发表在那个等级的科学期刊上，它注定的是一个以应用科学为主体目标的大学，从而只能是跟综类大学，不会有原创性科学（或学术）从这个大学产生。

      而要建立一个在学术意义下的小群体去做纯粹基础科学研究，其先决条件是组织人才时是以那个学术水平为基础标杆的，同时要判决出那类研究是正实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个论题是无通解的。

      但是，我国文化的特色就是追求通解，从而，此类学术群体的组织是不可实现的。但是，有各类变通。但是，变通的后果是人去了此类研究也就终止了，从而没有持续性，也就不会有多少基础科学的学术上的成就。

      总而言之，基础与应用的划分源于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不排斥学术标准的应用，但是它排斥基础科学研究，更排斥基础科学学术上的持续性，从而在实质上消灭了基础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