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我国能否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贡献，也就是俗称的诺奖层次的研究成果。而科技管理部门对此则有更为迫切的渴望。早发现苗头、早加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共识。

      出于这类背景，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不断的在寻求、发展、完善、固化自身的判断办法。我们称这类判决为基本判断，或者是先期判断。

      既然是先期判断，那么缺乏的恰恰是：实验证据、广泛认可（共识，影响因子、引用等指标）、应用价值、科学意义、等，我们最为热衷的“实证材料”。换句话说，如果引用实证类资料来判断，那就把判断等价于证明。之所以是先期判断，就是因为目前还无法切实的证明，从而是非完整的证明（也就是只有少部分证明，缺关键性证明）。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先期判断，那么反驳的论据份量将是远远的压倒正方的论据。而如果我们抽象的认可此类判断，那么大量的理论将被发明出来，它们将压跨科学的基本原则。这就有了一个尺度的把握问题。

      假定目标定位为物理诺奖。假定全球物理学界理论研究者整体数量为100，000（这个数接近真实数量的1/3），如果这类判断被历史所证明为正确的概率为10%，则有10，000项，这就太不真实了。下调到1%成功率，则有1，000项，还是太高。再下调到10%%，还有100项。有点高了，那就下调到1%%。行了，10项！

      落实到个体，每个理论研究者的成功概率为1%%（万分之一）。几乎无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超低概率。所以，毫无例外的，每个人都希望自身的概率为10%左右，至少他个人主观上是如此的。他所能借助的唯一办法就是：前期判决。

      以“实证材料”类依据为判断办法的研究者是追热者，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跟风，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前期判断的能力。

      科学史上，前期判断几乎毫无例外的源于对当前主流理论本身的批判、或是对其发展方向的各类批判、或是对学科关键问题（尤其是实验与理论的差别）的理性判断、以及对主流理论之所以有科学性的深层理性基础的判断。

      目前，在“量子引力”理论界，前期判断所常引用的基本标准为：

1）理论研究结果本身作为一个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完备性。我们一般的共识是，微积分理论是完备性的典范。因此，任何一个“量子引力”理论研究结果，为了达成完备性，数学表述上必须是紧的。从而，其它研究者能在任何一个环节把其正确性或错误性的根源发掘出来。如果不支持进行此类判断（判断者无能除外），则此类研究结果连错误都算不上。俗话说的：自圆其说。

2）理论研究结果与研究背景的独立性。在发展一个创新性理论初期，所基于的实验证据是间接的，所基于的共识性理论是部分有效的，原有理论对实验证据的解读可能是错误的，原有理论的基本立论基础是不恰当的，等等，所有这类东西被称为研究背景。如果理论研究结果与此类背景性论域基本重合，那么独立性为0%。此类理论研究是就事论是，无法成为科学理论建造。以天马行空的方式引出一套完全与研究背景论域无关的理论（有完备性特征），然后由该理论导出研究背景的具体结果，那么此理论研究结果是100%独立于研究背景的。从而，是最可能的科学理论建造。俗话说的：有普遍性，而不是建立在一系列特例上。

3）由理论研究结果导出的可测量量具有客观不变性。用科学界行话来说就是：理论不能对可测量量提出任何要求（如选择观测者）或进行任何改变（导不出特定的可实验观测量就换一个量来代替）。换句宽泛点的话说就是：你不能要求现象（唯象）随你的理论走。一个最为常见的违反客观不变性的例子是：符合实验结果的可观测量被保留（看成是正面证据），而不符合实验结果的可观测量被忽略或修改（隐藏或消除不利证据）。俗话说的：不管是说一千还是道一万，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4）与其它理论研究结果比，是否更为基础。在满足以上所有条件下，这个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在被前期判决为正确的理论研究结果中，做出最优化（或利益最大化）选择。

      总而言之，对理论研究者个人而言，“前期判决”是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有很多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批判自身的理论，不能判断自创理论获得科学性的关键条件，而是把理论的正确性判据寄托在：名人点赞，论文被引用，等外在因素上，从而是科学理论建造上的失败者，同时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