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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我们为什么缺失论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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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在国科大带了一些工程硕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都在公司上班，有些还是国际知名公司，工作大都比较出色，按说从自己的工作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程硕士论文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但是从培养的过程看，似乎不是如此。此外，从一些高技术公司的员工素质来看，也有类似的现象，不少企业高管尽管个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都还不错，但是就是拿不出像样的有理有据的分析性文档。这些工程硕士写出来的都是工程施工路线，或者技术路线，但是就是不像一个硕士论文。明明知道怎么做，就是不会论证。这个现象似乎不是一个个体问题，是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能力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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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记硬背的考试制度导致论证能力的缺失。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注重知识的传承，而不注重知识的演绎推理。这些都导致论证能力的缺失。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除了数学课有点点逻辑外，其他课程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书上怎么写，老师就怎么说，完全不能走样。这样给学生一个误导，那就是知识就是僵化的，是不能质疑的，因此也就不会去论证，最终记住了一些死的知识，没有学会分析知识中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一面。实际上，即便是孔子的学生，孟子和荀子也都是大家，但是对于孔子的思想的理解都有不同的解读，有些地方甚至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代的书都只有论点，没有关于论点的证明，这就导致后来人有不同的解读。从知识本身来说，任何一句话都不能只有一个解释，只要套上不同的前提和场景，其内涵可能发生逆转。所以我们尽管记住了一些表面的知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知识本身。
二、对权威的过度崇拜导致论证能力的缺失。我们上学，所有的考试都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书本就是上帝。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可笑的。在书本上关于论语的解释有些就不够准确，也不够高明，有些甚至粗俗。对于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的过度崇拜和解读，都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再比如，《易经》十翼自史记记载就归功于孔子一人，并有“韦编三绝”之说。直到宋代欧阳修才提出质疑，当然后来出现了疑古的风潮，这就走的太远了。可是中国古人习惯于述而不作，权威的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如果说我们是对权威思想的崇拜，那是高看了我们，我们仅仅是对权威的虚像做崇拜。王阳明作为心学的开创者，其弟子们似乎并不那么高明，对阳明子的言论的亦步亦趋的解读让人发笑。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缺少对于权威结论的质疑能力，导致我们的思想中就没有论证的动力。
三、内容单一化导致论证能力的缺失。我们的教育生怕教坏了孩子，所以教给学生的内容都是精挑细选，保证是同一个调子，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没有错误的作为对比，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没有坏的作为陪衬，好的就失去了光泽。比如，某些作品我们觉得好，可是不知道好在哪里，尽管老师拼命的说好，学生也跟着说好，实际上没有比较就无法说清楚。我们看一些诗人的作品，也能熟记，但是就是不能说出其好处来。看了钱钟书《宋诗选注》有所启发。钱当时被分配的一项任务，就是搞个宋诗的诗选。这是个难题，因为宋朝文学高峰在词，诗在唐朝。不过钱钟书独辟蹊径，他就想搞清楚，在唐朝的高峰阴影下，宋朝人是怎么作诗的。这本书引经据典，古今中外，高雅低俗，都在里面。我们看了就知道那些好诗为什么好，哪里好，高明之处是什么。我们的哲学教学也是如此，只讲马列就讲不好马列，不懂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怎么谈马列呢。就连列宁都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深厚的功底，更何况我们后学。因此，单一化的教学内容只能导致我们对于知识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误解的。没有论证就不能有真正的理解。
四、断章取义使我们缺乏论证能力。我们的教学过于依赖于教科书，但是教科书实际上是个断章取义的大杂烩，作为普及型的教育，是粗略可以的，但是作为国家高级人才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没有阅读原始文献的习惯，当然在很多年，我们没有阅读原始文献的条件。教科书都是从无数本原始文献中挑出来的一小部分，我们只能看到之鳞片爪，看不到龙，也看不到象。学习下来就是个盲人摸象的过程，除了糊涂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很多原始文献都有其自身的系统性，也有很多的论证，看了才能明白。比如，在欧洲的教育体系中，非常强调原始文献的阅读。读数学的人，都要看牛顿、高斯和欧拉的原始文献。这些原始文献本身就是思想的集大成，绝对不是几个简单的定理或者结论就能够代表。大家的作品充满了智慧，这些智慧是在论述和论证中发光的，我们只是拿出了几条定理，就看不到智慧，我们学到的都只是末节而非真正的精华。
五、历史的习惯导致我们缺乏论证能力。我们总听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中国文化习惯，这种习惯强调心领神会，强调个人的悟性，不强调论证。比如，中国的禅宗就强调顿悟，不强调渐修。六祖可以以文盲的身份获得衣钵，而其大师兄神秀显然是饱学之士，可是因为境界不够，因此就没有获得衣钵。现在看来，神秀作为教育者更为理想。其实在印度佛学有经律论三种，到了我们国家，就没有了论，只有经和律。在藏传佛教依然还有辩经的传统，但是在中国内地，辩经变成了诵经，变成了打坐和禅修。这其实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本意，落入了小乘。我们的绘画也强调会意，不强调写实，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是喜欢隐晦。比如，我们读柳宗元的作品，误以为就是一些游记，实际上，有些作品就是为了给达官贵人看，为了给自己弄个进身而作，其内涵绝非那么高尚。我们意会得到的可能是错误的结果。
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死记硬背型的学生，知识是死的，不能灵活运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论证能力，可是论证能力正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当然，我们有很多原因，考试制度的缺陷，对权威崇拜的习惯，内容的单调化，内容的断章取义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意会习惯，都让我们没有及早养成论证的习惯。可是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去教育我们的后代，我们需要一定的论证能力，不能再是似是而非的意会。即便在生活中，我们一样需要论证能力。我们经常产生误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意会到了不同的东西，但是以为对方也跟自己一样领悟到了相同的东西。不同的意见放在一起，总有不和谐的地方，误解自然就产生。为了生活的和谐，为了科研能力的提高，我们都要改变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不然，我们的缺陷可能还将持续。一家之言，敬请斧正。
silong.peng@ia.ac.cn
2013.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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