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高校教师，向来对学者为各级政府作“政策课题”，尤其是“应急课题”不是很热衷，尤其是对所谓被“批示”的成果就可以被认定为“高质量”的优秀成果更是怀有疑虑。不是对学者所有的研究成果存有偏见，而是对这种形式资助科研以及评价科研有不同的看法。

我非常反对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对学者必须为现实问题提出“立竿见影”的政策建议的说法表示怀疑。我觉得，社会科学需要一批理论研究者坚守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自己的研究方法出发分析问题形成的机理和解决途径。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丰富人们思考问题的视角，而不在于马上能转化为实用的工具。如果说实用性的话，这些研究的效果在于对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非对当前的决策起作用。任何一个政策决策都是一个政治行为，不可能是学者的行为。有些学者的建议如果能够为决策者所用，都是因为某种原因或者某种机缘巧合符合了政治的需要（包括其理论对民众素质提高所产生的政治效果）。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就是让民众（包括政治家）能够平等地接触和获取各种学术观点，而公共决策就是这个社会的政治过程的结果。许多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研究充其量也就是研究而已（这并不是贬低其价值），就像是家里客厅的放的“花瓶”，是现代文明社会必需的奢侈品。

当然，我并不是否定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而是指我们的社会必须允许作为“奢侈品”的学者以及其成果的存在。我希望社会科学学者能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