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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些民间的智慧,非常有用。这里要举的例子是,傻子过年看街坊。我们要搞科研体制改革,到底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如果心里没数,那么就应该去了解一下西方国家的情况。
我们就装一次傻,把老祖宗的话倒过来用: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我们的科学研究就来自西方国家,再把他们的研究体制也学过来。
老同学已经是加拿大人,学有建树,蜚声国际地震学界。今年回国学术交流的时候,当着所长的面,我请他讲讲国外研究所的体制,与中国的情况比较比较。老同学见多识广,当仁不让。
按照老同学的说法,一般西方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实行的是双轨制:行政管理人员走一个轨,研究人员走另一个轨。科研行政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业,代表政府来管理科学研究,有一套政策和制度。科研行政管理人员有自己的晋升渠道,及其游戏规则。科学研究以及研究人员不必说了,我们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怎么干。时间有限,到底行政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怎么沟通、协作,老同学没有多讲。
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所长是个什么角色。老同学说,所长一般是行政管理人员,或者说其职责是行政管理。
但是有例外。主要是德国和日本,有的研究所所长既负责行政管理,也搞科学研究。老同学说,那确实很让人吃惊:这两个国家有办法把那个最优秀的人推出来,成为众望所归的所长,而这个所长也真有能力同时做好两件事。
我说日本东京大学的地震研究所其实有另一种体制:教授会负责所有重大决策。所长是教授轮流当。按我的理解,与其说所长是从事行政管理,不如说是在为大家服务。辛苦几年卸任后,可以去欧洲休假几个月。
根据我们的“官本位”的国情,科研体制改革应该主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双轨制,在研究所里将官员与研究人员分开。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在“官本位”的作用下,不分开官员与研究人员,结果最终必然是只有官员,没有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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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19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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