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老师和我

2022年12月19日欧阳祖熙发微信给一个老朋友，说全家都中招了。12月29日，新冠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个噩耗如此出人意料、如此令人心痛，欧阳夫人简直无法向朋友们告知。大家都是很晚才知道，真是晴天霹雳一般。

没有讣告，没有追悼，没有告别。78岁的他就这么悄悄地走了。他不需要那些，他需要的不是那些。他一生收获很多，但是他没有完全得到他需要的东西。

我刚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头脑中的称谓体系是“老*”或“小*”，比我大一辈的同事就叫“老*”，例如老黄、老葛；跟我同辈的人就叫“小*”，实际上好多直接叫名字。后来看到别人把长辈同事都叫“*老师”，一方面有点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也已经形成习惯，不方便改。我觉得“老师”应该有本来的意思，什么人都叫“老师”，固然是对长辈同事的尊敬，却是对真正的老师的不尊不敬。我叫老师的人应该是我的老师。

我和欧阳祖熙一个单位工作，但是从我开始工作以后，近二十年都没什么交集，只听到大家叫他“欧阳”。直到2000年我开始负责钻孔应变台网管理后，欧阳才正式走进我的视野。工作需要跟他打交道，“名不正言不顺”。他是长辈，当面叫他欧阳显得缺乏尊敬。在复姓欧阳前面加“老”，叫起来又奇怪、拗口。这样索性当面就叫他“欧阳老师”了。这在我的称谓体系中是一个例外。

欧阳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团队，有好几个老同事，还有好几个比我还小的大学生。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我刚工作没几年，欧阳团队里比我还晚来的年轻人在单位里搞“英语角”，请来欧阳陪大家练英语。那时欧阳应该是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回来，在单位里无疑是风云人物。我的英语没那么好，不想在他面前露怯。远远地看他，欧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记得欧阳上中学的女儿也来英语角跟大家练英语，大家都喜欢她，我跟她说“你比我们中大多数人的英语都好”。她说小时候她以为她爸叫“欧阳主席”，还告诉大家她爸喜欢画画。

更让我觉得欧阳在单位里出类拔萃的，是后来他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那时我仍然对他的工作缺少了解，但是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又高大了不少。几十年来，这个位置都是给领导的，单纯以专家身份当选只有欧阳一人。

2004年，我惊喜地发现昌平台RZB型四分向钻孔应变仪的观测大体自洽。我知道这件事意义重大。我在《钻孔应变观测理论和应用》中对此作过详细论述。简单地说，RZB型四分向钻孔应变观测前所未有，是欧阳团队率先研制的，是中国发明的。因为我一直对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心怀羞耻，所以一旦发现中国的科学创新就必须全力宣扬、推广。更何况这是一种张量观测，是一种全频段观测，在地震预报上具有独树一帜的优势。

与三分向钻孔应变观测不同，四分向钻孔应变观测多了自检功能。这种观测需要把探头放到钻孔中并用水泥与围岩耦合起来，探头一旦安装便无法再取出，不能像其它仪器那样可以在室内维修。更重要的是，探头必须很好地与围岩耦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四分向观测是一种巧妙的设计，其自检功能可以简便而有效地对观测进行检测，保证我们知道观测的可靠与否，这是这种观测成功与否的关键。

欧阳在《地壳应力应变观测与研究四十年  一个团队的追求与坚持》中，比较详细地说过研制RZB型钻孔应变仪的艰难过程。他们1977年就“研制出原理样机”，1985年通过了国家地震局组织的鉴定，“专家们充分肯定了系统所采用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与比率测量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多分向观测的特点，评价为同类仪器的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我还没对钻孔应变观测发生兴趣，不知道这个鉴定的具体过程。但是，这个鉴定明显对自检功能的重要性缺少充分的重视。这种不重视延续下来，以致一直没人认真分析观测数据是否自恰。实际上这种仪器表现也不够好，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土”仪器，没当真正的科学仪器来使用。

通过鉴定后，在国家地震局支持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欧阳团队先后在四川、新疆、甘肃建设了RZB仪器的试验观测台网。后来，在本研究所管理的北京昌平站也安装了RZB型钻孔应变仪。

那个时代，国家重视地震预报研究，有李四光早期的倡导，钻孔应变仪的研制在人员和资金上都得到了相当大力的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创新，这毕竟是白手起家的事业。尽管参与者很多都是高校的高材生，但是都是半道出家。欧阳是四川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毕业，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也只能边干边学。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高估自己的科技水平。我们缺少积累，技术和设备的积累，还有经验和认知的积累。实际上，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在数年内研制出来的RZB型钻孔应变仪只能是一种试验性的仪器雏形。但是形势所迫，一下铺开安装，各种问题便层出不穷。于是群众有意见了，领导失望了，资助停止了。1991年，在四川、新疆、甘肃建成试验台网后不久，RZB型钻孔应变仪的项目就下马了。

事后，在一次会餐上，地震局领导给专家们敬酒，欧阳表现得比较怠慢。我不难想象当时欧阳的心境和他后来的处境。

再之后，听说欧阳团队去大庆搞油田的什么项目了。然后又听说他们在三峡搞了灾害预防的什么项目。他们搞什么都能风生水起，我却是与己无关就不那么关注。

我2000年开始负责钻孔应变台网技术管理的时候，这种观测台站寥寥无几，已经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可是我发现美国正在酝酿大型科学项目“板块边界观测”（PBO），其中钻孔应变仪占有重要的位置。于是就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用他山之石攻玉，说这种观测多么重要，中国是最先搞钻孔张量应变观测的，应该重振旗鼓。

与此同时，我还得知，在西部安装的RZB仪器，在多个成功的地震预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当引人注目。

RZB型钻孔应变仪是我们单位欧阳团队发明的，我当然要努力说服他们东山再起。

那是我第一次当面与欧阳交谈，第一次叫他“欧阳老师”。在他4楼的办公室。我坐在办公桌外面，跟他说：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当然要把他养大。办公桌里面，欧阳仍然是那么温文尔雅，但是从容不迫中多少掺杂了一丝窘迫。他开始不打算重操旧业，后来说“考虑考虑”。他惊人的记忆力、清晰的思路和沉着的言语，让我又对他增添了几分敬意。

2002年，单位领导对钻孔应变仪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也给欧阳做工作。欧阳终于重出江湖。领导的安排是，重新组织一个团队，让欧阳当技术顾问。我不知道领导是怎么跟欧阳谈的，但是欧阳答应了。欧阳在《地壳应力应变观测与研究四十年  一个团队的追求与坚持》中说，“这种安排，似有一种亲儿子必须由别人抱养的痛楚”。

后来的事实证明，领导组织的团队无法胜任，团队最后还是交给欧阳来负责。此后欧阳团队陆续得到一些资助。2004年，他们向科技部申请的公益研究专项“深井地壳变形宽频带综合观测系统”得到批准。

仅仅就地震预报而言，当时中国已经取得诸多经验，有很多成功的地震预报，尤其是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世界瞩目，欧阳的RZB型钻孔应变仪在地震预报上的贡献，在科学上是锦上添花，还不能算重大突破。

在我看来，欧阳独此一份的RZB型四分向钻孔应变仪的观测大体自洽，标志着四分向钻孔应变仪的初步成功，而这种新观测技术的出现，正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那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搞四分向钻孔应变仪的只有欧阳团队。

我与欧阳仍然联系不多，但是满怀期望。

2007年，中国地震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台网建设项目启动。在此之前，我特别强调呼吁要发展四分向钻孔应变仪，得到不少专家的支持。

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欧阳的RZB型钻孔应变仪甚至都没有投标！我至今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想见，十多年后重操旧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也确实有点短。那时候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是被返聘的。以他的尊严，大概是不会允许竞标失败的。

但是，对于中国的钻孔应变观测而言，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池顺良的YRY-4型四元件钻孔应变仪后来居上，不仅在“十五项目”中替补了空缺，而且表现出色。我的评价是，YRY仪器观测完美自洽，标志着中国的四分向钻孔应变仪从实验性的“土”仪器一跃成为真正的科学仪器。

这已经不是秘密：YRY的一个关键技术创新在于，其四个分向的四个位移传感器，被布设在接近一个平面内，相邻传感器间距很小，因而观测自洽总是良好；而RZB的各相邻位移传感器间距大得多，观测自洽就不容易令人满意。除此之外，RZB在其它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

这件事给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选择题：应该继续主要支持自己单位的RZB，还是转而更多支持外单位的YRY？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支持先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别人会说我“胳膊肘向外拐”。

我不会刻意打压哪种仪器，但是在面临对比评估时，我都会直言YRY表现更好。这肯定让欧阳团队感到不爽。有年轻人出言不逊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也无所谓。我的心里真是恨铁不成钢。

我也一直在说，欧阳是第一个将四分向钻孔应变仪研制出来并取得初步成功的。

其实，“十五项目”期间，欧阳也没闲着。他们将RZB仪器用于三峡滑坡监测，在重庆沿长江布设了一个台网，有6个观测点。在重庆地震局专业人员的精心维护下，这些观测点虽然观测质量不尽如人意，但是一直运转良好。

我为了开拓钻孔应变仪的应用领域，先后在河北文安和山西大同进行了土层观测实验和高频采样观测实验，邀请当时共存的几个厂家的仪器对比观测，RZB都参加了。结果不出所料，RZB与YRY差距明显。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后，钻孔应变观测受到社会上的特别关注。有资深政协委员建议发改委立项，大规模建设钻孔应变观测台网，目的是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让我提一个草案。我提的草案中还是推荐YRY。过程错综复杂，我很快失去话语权，最终项目并未通过评审。

我的感觉，欧阳跟我的关系一如既往，并无流露怨恨。

有一段时期，我利用科学网博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言辞比较尖锐，引起不小反响。欧阳对我表示了明确支持。这使我感到我们有共同之处，感情上进一步走到一起。

2015年，我向研究所提出“四分向钻孔式水平地应变观测技术”申报“国家技术发明奖”，得到相关领导支持，我自荐出面协调组织。经我解释，欧阳同意与池顺良并列第一完成人，使申报得以启动。我的解释是，欧阳最先研制出来这种仪器雏形，但是最后取得成功的是池顺良。我其实也不太肯定，这种解释是不是最合理。

可惜评奖要求有发明专利，但是当初研制这种仪器的时代并无知识产权概念，无人申请发明专利。申报只好终止。我觉得这是对早先中国科技贡献的不敬！是对那些中国科技人员的不公！

真正对欧阳打击重大的一件事，是他不能对自己的接班人有决定权。

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手艺的传承，具体形式都是师傅带徒弟，一代接一代。现代技术的传承有所不同，但是也不能摆脱师徒关系的伦理。知识在师傅那里，要不要教给徒弟由师傅决定。师道尊严，这是底线。师傅得不到尊重，师徒关系就难以成立，传承便不能顺利进行。

所有的先进技术都不外乎带来利益，所以才要保护知识产权。所谓无私奉献的前提，也必须是师傅得到尊重。领导以单位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为名，用权力强迫师傅交出技术、带被强加的徒弟，都是对师傅知识产权和人格的侵犯，都是滥用权力，实际上都有以权谋私的嫌疑。

我对欧阳的愤怒感同身受。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无奈是，得不到领导重视工作就难以发展，但是领导真重视起来工作就可能失控。

我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也都是有头脑的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我们都是真正爱岗敬业的人，都是真正有尊严的人。这是我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对于单位领导的以权谋私，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了坚决、不懈的抵制。大体上，这种抵制有效果，只是相当有限。

这件事一直是欧阳后来最无法彻底释怀的心结，可能多少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

RZB的继乘者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大大小小的各种项目，有数以千万计的经费，实现了名利双收。但是，多年以来，没有欧阳的参与，后来建立的一系列RZB观测点，成功率甚至远不如以前欧阳在重庆布设的观测点，众多达不到技术要求，不能入网，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怨声载道，前途堪忧，令人痛心疾首。

我和欧阳的分歧十分明显。我坚持公开指出目前YRY四分向钻孔应变仪表现最好，他不是那么服气。实际上，RZB的探头可以放在钻孔中更深处，YRY的观测深度比较浅。我还公开讨论过前人对建立钻孔应变观测理论模型的贡献。欧阳说他曾经带的一个研究生做的就是这个课题，他们推导过这些公式，他们的工作比“前人”还早。他给我看过一个报告，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做过这种工作，也有结果。但是也许是推导过程太过繁琐，报告中没有完整的相关内容。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正式发表论文。

但是，私下里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

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科学理念一致。

1999年，单位盖了新住宅楼，最后一次分房。巧合的是，单位分给我家的房子，多年前住的就是欧阳家。

我家没分到新楼，不用交钱，还得到一些补差款，就在密云贷款买了“第二居所”。这在单位里大概是第一人。欧阳夫人找到我聊起这件事，我说密云的房子便宜很多，环境也很好。她说他们也有这种考虑。我们夫妇后来还带欧阳夫妇去看了我们的房子。

不久，欧阳夫妇果然在昌平也买了“第二居所”。那时他们都已退休。他们比我们更有条件过体面的生活。

生活上也有共同理念，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

我们两家几乎每年都有互相走动。每次见面欧阳都是笑眯眯的。他有一张杨振宁那样的学者的脸，端正、内敛、不怒自威。他的笑容总是那么真诚、和善、亲切。

我们聊起天来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听欧阳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讲过去的事情，娓娓道来，是一种享受。欧阳说话从不带脏字。

欧阳喜欢画画，写字。他家里挂着他画的马，在我看来与徐悲鸿画的别无二致。客厅的墙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欧阳写的一幅字：“只留清气满乾坤”，行草，颇有气势。我曾表示希望欧阳也给我写一幅。他说觉得写得还不够好，等以后写得更好再给我写。

几年前，欧阳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后来，欧阳夫人也动了一个大手术，性命攸关。痊愈后跟我们聊天，她说手术前欧阳“泪流满面”。

欧阳的人生足够令人羡慕，成就卓著，生活体面。

欧阳夫人是那个出色的站在背后的女人，多才多艺，活力四射，里里外外一把手。我们聊天时，她也总是叫丈夫 “欧阳老师”。

他们有一双优秀的儿女，在各自的领域里叱咤风云。

欧阳虽然并非我本来意义的老师，但是我从他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他的科学贡献值得“老师”的称谓。

斯人已逝，心有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