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对此的讨论很热闹，一则前言不搭后语的评论有幸得到杨玲君的专文回复（社会问题中的惯性参考系 ），在此狗尾续貂凑热闹再写上几句：

鸿飞先生“少谈担当”的含义，感觉应更多是对“举重若轻”的人格取向。文革中，重视“担当”的老舍固然可敬，能够以良好心态面对磨难最终活下来的巴金同样可敬！“举重若轻”的邓小平是伟人，对所负“担当”“举轻若重”的周恩来又怎么可能不伟大？两种人格并非能够刻意地或随意地取向，否则会“举轻必重”或“不负责任”。两种人格更不必互相争来吵去，每个人应打开自己，袒露真实的个性，做一个自然的人。

质疑往往强调责任或是非大义，可认为是自强不息的“乾”，权变体现对环境的包容，为厚泽万物的“坤”，乾坤并非完全对立，而应该是对立统一的整体。过分强调质疑，可能会质疑所不应质疑，你可在三重界“飞龙在天”，不应盲目到九重天呈“亢龙有悔”；而过分强调权变，会失去是非大义，不可否认郭沫若在文革中的污点，而如果很”权变”地看待吴三桂，也许他满脑子政治智慧，引狼入室之举也只是为了个人的求生存图发展。

有时候--特别是乱世，人格取向与是非大义相互矛盾，做人就难了。应理解方孝孺不能像郭沫若一样“举重若轻”，郭沫若不愿如方孝孺殉道也不应被过分责难，毕竟没有刻意去为害同僚。目前某些政策取向上的摇摆与这方面也不无关系，当”“举轻若重”的好人成为领导，好人就会有太多的难处。李云龙是好领导，但如果上上下下都是李云龙，八路军可能已经被小日本灭了，也许李云龙的“质疑”有道理，首长贬李云龙去做裁缝也自有其道理。喜欢质疑的李云龙能够做到军长是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没有权变的李云龙与老舍在文革一同牺牲也是必然。

所以，看清楚社会问题中的惯性参考系 很重要，什么样的社会？你要质疑什么问题？自己又是个参考系中的什么东东？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务必辱焉。”我们需要质疑的权利，但质疑不是为了牺牲。质疑应有度，我们的坚持应该有意义，偏执可能就是自取其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