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上，专权与自由主义是两个极端；个人性情也会在畏首畏尾与崇尚自由意志上首鼠两端。因为不能避免其中一极的伤害而选择另一种极端，在这个崇尚中庸的国度，我们近百年来一再重复着……

 

二战开始时，英国演员David Niven抛弃了刚刚获得的好莱坞明星地位回家参战。邱吉尔首相在一个晚上对他说“年轻人，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想提醒你，如果你没这么做就是可鄙的了”。类似的，刘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深受追捧，但善恶对错的标准在哪里？根据邱吉尔的说法，对错之间没有中立的地方让人过上道德平静的生活，而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里认为在对错之间立足的“中庸”信念是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对错之间模糊地带的出现是不平等的结果。这里无意抨击等级制度（ Life is not fair — get used to it!，盖茨Rules of Life的首条），但对错在于选择的意念之间。如果David Niven是忙于奔波温饱的残疾乞丐，不具有是否回国参战的选择权利，不回国参战也自然谈不上是“可鄙”了。自由意志下对选择权的崇拜无可厚非，但绝对自由的渴望毕竟受限于个体自我的需求，简单说：自由意志是需要物质基础作为前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不同物质基础的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利却迥异，不同的人欲遵从同一道德标准的起跑线也相去甚远。

当社会的不平等成为必然，担当就是必须的责任，套用邱吉尔的话：不担当“就是可鄙的了”。当下的许多问题在于法律标准包办了道德善恶，许多取得David Niven地位的人以法律面前平等为由用残疾乞丐的心态面对社会而无愧于心，有时又通过道德善恶要求残疾乞丐见贤思齐，学习好莱坞明星的“善举”。于是，精英主义者宣称“贫穷是由于懒惰或无知”，教育部官员说“大部分教师是不合格的”，同时精英主义者及其粉丝构成的公务员队伍成为了高犯罪率的群体。

武夷山先生刚剖析了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问题 ，我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法律标准包办了道德善恶。

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以长期的诚信的宗教熏陶和制度建设作为基础的。记得易中天先生一本书《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殚精竭虑，以避免执法者的人性之恶，其中的内涵值得决策者反思。西方人信奉的《圣经》中多为人性恶的警讯，而孔孟之言多是人性善前提下对圣人王道的向往，大致由于文化传统上的这种差异，人性之恶成为历史上决策的“难言之隐”，在西方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我国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现在看，“人性善”不过是支撑皇权观念的鸦片，孟子为此才得以长期被皇帝允许供奉，主张“人性恶”的荀况也因此陷入万劫不复。改革30多年不妨反思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http://www.ncku1897.net/post/topic.aspx?tid=2761802），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快速走高也再次印证了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的正确或无奈。

自由市场经济问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目标依赖”，中国这列火车为了达到今天的GDP目标而拆除了昨天行驶的轨道，也忘记了明天的路要走向何方。同样，足球比赛对于大力神杯的“目标依赖”，豪门球队在功、防之间也存在着首鼠两端，世界杯因此越来越难看了。有趣的是，“目标依赖”往往与专制相伴，在里皮邓加这些保守教头的专制下，很难再欣赏荷兰三剑客、德国三架马车、巴西三R自由奔放地攻城略表演了。我想王国维学术人生的三重境界同样适用于足球的艺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精彩的破门瞬间很少是既定战术的直接结果，里皮邓加的专制与SCI引领下的中国科研体制居然有异曲同工的妙处？（有关“目标依赖”，参见下文）

我认为毛老人家的“文化革命”不无破解这种悖论的动机，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个具有宗教领袖性质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与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有一比），痛斥他“专制”的人们应研读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与新教的发展史，再判断“彻底否定”与否。需注意的是，加尔文的宗教专制是改革天主教会专制的名义下实现的，他烧死塞尔维特的方式却比布鲁诺所受刑罚更为残忍。另外，加尔文的宗教专制所以在日内瓦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日内瓦市民不能忍受驱逐加尔文之后在信仰上的困惑。加尔文敌人的宽容思想早已经复活了，推进了理性启蒙的却是加尔文身后僵化的新教徒，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如今宽容思想与加尔文主义在英美荷兰并肩和平相处。

无需高墙关押的囚犯无异于奴隶，无需用鞭子来扭曲其意志的奴隶无异于木偶，木偶不过是操控者的附属品罢了。千年铸就的科举之笼中，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欲望如此珍贵，可能是这今天个时代的希望所在。但绝对自由的渴望毕竟受限于个体自我的需求，庄周宁愿做“污泥中折腾的王八”，不愿成为“被供奉的神龟”，也只有衣食无忧的陈寅恪们可以效仿一把。因此，如选择李耽的传人，我宁愿选择范蠡。庄子可以说超越也可说背叛了“道法自然”的原则，更应看作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有言“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范蠡与庄周的差别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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