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发生8级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及其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相关省级系统，至今已连续奋战在抗震救灾、余震测报、灾害评估等一线快一个月了，同时也因事前未发布任何预报而被推到且仍处于公众争议的风口浪尖之上。

        2005年我们曾就土木水利工程学科知名度颇高的《岩土工程学报》发表的论文做过一次统计分析（请点击：《岩土工程学报》1998-2004年刊载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在统计时段内，与国家建设科技进步密切有关（常为国家、行业标准主编单位）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原冶金建筑研究总院等单位的论文数及其排序与其前20年的显著下降。本人觉得，这或许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对部委所属行业科研院所运营体制改革（大多转为企业）有关，由于国家拨款进行应用基础性研究的活动大幅减少，为养活自己，这些原来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和骨干人员从事常规工程技术服务性活动大幅增多，而高校、中科院大幅增产论文是难以替代前者原来在自己研究、吸收消化国内外技术后编制先进技术标准的职责，且指望模仿发达国家以大型企业的自主创新体系又未形成。因此，在上述科研体制重大改革近十年的今天，管理层有必要思考目前已显现的我国论文数量大幅增加、科技进步整体有所停滞不前的根源，并进行必要的改革之改革。

    正是出于对自己行业的上述初步了解和担忧，才对中国地震局系统的科技创新体系近十年来是如何演变的问题产生了好奇。地震机制涉及难以看得出、摸得着的深层地下物质运动，抑或还有地球与天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如此复杂的自然系统，没有先进的运营机制、足够的人力和物质条件，要想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及时捕捉到将引发重大灾害的地震前兆信息，可能性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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