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玉珩：钱钟书的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钟书先生谢世不觉已近两年了。我曾经几次想动笔写一点怀念先生的东西，但一直写不了，因为杨绛先生曾经对我讲过希望给钱老一些安静的时间。可前几天在梦中又见到钟书先生，依然那么慈祥那么幽默。我想有必要把我知道的先生的一些事情介绍给大家，同时也是对先生的怀念。      
     杨绛先生在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的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杨先生的文字不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围城》一书的意义，而且使我更好地知道钱钟书先生的性格和为人，因为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那个《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好学深思的钟书先生。但是举凡和钟书先生接触过的，无不为他的为人所感动。钟书先生一不好名，二不好利，一心笔耕，才能创作出《管锥编》这部被人称之为20世纪中国奇书的煌煌巨著。

     痴气·童心
    
    1979年到1984年一段时间内，是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最好的时间。钟书先生正在改订他的《管锥编》第四卷和准备第五卷，杨绛先生已经写好了她的著名的《干校六记》，同时正在继续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正在这时，我和同在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英语系读书的张伟同学关系甚好，当时学校离钱先生的住处不远而且学习对我们来讲并不很吃力，我们俩人时常在下课后到钱钟书杨绛家中，因而也时常受到他们的帮助和教诲。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所谓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大都是所谓的老三届的学生，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看法。我和张伟女士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时常请教钟书先生特别是杨绛先生。他们时常是笑着听我们讲，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时候话不多，但很有分量。比如说当时我们学的是英语，可是没有好的教材，老师的教学方法也较陈旧。我和张伟曾向钱钟书先生请教如何学习外语，钱先生当时并没给我们讲太多，反而告诉我们学外语最要紧的是中文，特别是古文的基础。钟书先生特别鼓励我们读一读古典文学，他送给我们俩人各一部刚刚出版不久的他的作品《宋诗选注》，并在上面署名。这部书当时我读了3遍，也曾问过钱老一些问题，每次他都很认真地回答。
    八十年代初期是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当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们———大多是一些文科的研究生们开始介绍了西方文学艺术理论，在北京的一些大学里时常有一些讨论会。我由于好奇和好学时常同一些同侪好友争论。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曾经给钟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请教有关西方一些文学理论的问题。不久得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一般情况是他总是在杨绛先生的信中附上一些话，这封信他写得很长，特别嘱咐我要好好静下心，一步一步前进。在文学批评上，钱钟书先生嘱咐我多读读文学名著和作家自己写的评论，因为“任何批评方法和理论全不能代替活生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我才逐渐地认识到钱老话中的真谛。
    在和钱、杨二老接触中，我们逐渐地了解到他们两位老人家是热爱生活的，很有童心和个性的学者。我们时常看到他们两位老人家大笑，有时杨绛先生把自己刚刚翻译成的《堂·吉诃德》一段文字，念给钱先生听，钱先生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我们解释。我和张伟女士也不时把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笑话告诉他们，有时钱老作出有趣的评价。也时常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见到那个写《围城》时的“痴气”旺盛的钟书先生。其实杨绛先生也是位“痴气”很旺盛的人，杨绛先生的文字十分感人，她的小书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文字似乎很平淡，但一旦读起来可以讲字字带着血泪。我看到不少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们，一面读一面掉泪。
    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是有着铮铮铁骨的血性的学者，是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且不说钱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不像有些人物以出卖过自己的人格来换取短暂的平安甚至能求得官禄；就是在很多时候名利上他门，钱先生也不屑一顾。当时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协会很多，时常来敲钱先生的门，但他们很少参加，因此有人批评他们孤傲。但他们俩人从来不是孤傲的学者，他们实在是厌恶这种世俗风气。钱钟书先生的“痴气”还表现在他的不羡虚名，不理那些鼎鼎大名的中外学者们。正如杨绛先生所指出：“自从1980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后，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直担心他冲撞人。”（见杨绛著《钱钟书与围城》）

     冷与热
    
  钱老对一些“名人”不理不睬，可是对一些默默无闻的年轻后生却很关心。记得有这么个事情，一次南方———记不清是福建或浙江了———一个青年给钱老写了一封长信，对《管锥编》第一卷中的一个词条的分析提出不一样的见解，钱老不但仔细地读了来信而且回了一封很客气的书信，并给他寄去了刚刚出版的第三卷。
  钟书先生对后生之辈的关怀和扶植是认识他的人所共知的，目前在美国的一些学者不少受到过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指导或帮助，包括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我自己就可以站出来讲，没有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养育和指教就不会有我一家的今天。1982年我们正好从大学毕业，当时我同时考两个研究生，特别是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并且是第一届的电影艺术的研究生。然而考上之后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由于我来自街道工厂，每月只有30几元的薪金，而考上研究生后首先接到的是原单位不再在经济上资助的通知。我已经结婚而且女儿也3岁多了，甚至连我的一些亲朋也劝我不要再上什么研究生了，因为比起街道工厂我已经好多了。这时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知道了我的困难，打电话让我到家中。杨老很亲切地问我的家里的意见，然后又问了我自己的打算。她从书桌上拿出一个信封，对我讲：“这里是800元，我们每月补助你50元供你上研究生，记住是供全家的。”杨老说得很认真，钱老则笑笑说，“考上了不容易，不上岂不太可惜。”我当时感动得痛哭，钱老安慰我说钱是身外之物，放着也没用。后来我知道这800元是他们刚得到的一笔稿费，结果全给我用了，当时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我正是有了这笔资助才能踏踏实实地读完研究生，成为第一批电影艺术专业的硕士。
     钱钟书的热肠也表现在他对朋友的友谊上。钱钟书和杨绛先生非常重视友谊，这种感情也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关心和照顾上。张伟女士的父母是钱、杨先生的老友，因此他们对张伟很关心，包括在一些生活问题上。记得当时傅雷先生已经被平反，他的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先生也开始回国演出。钱先生不但送我和张伟女士《傅雷家书》一书，而且把傅聪先生送来的票转送给我们，让我们好好听听傅聪的钢琴，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傅雷先生。
     然而钱先生对自己的女儿要求很严。钱先生的女儿钱瑗老师是很有才华的学者，当时她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英国的研究生。钱瑗学的是比较枯燥的语言学，但她很用功，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语言学专家，我曾经读过她的一篇用英语写的论文，写得非常好，评论界也认为是很好的论文。钱瑗永远是那么沉静，她有时听我们的讲话，但很少插口。钱先生对瑗瑗是很关怀的，从杨绛先生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关怀和热爱。所以我说钱钟书先生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学者，而不是像有人所讲的那样“道貌岸然”的学究。
  钱钟书先生的古道热肠还表现在他对同侪好友的敬重和爱护。我看到听到很多次钱先生对一些前辈和同行的称赞。如对俞平伯先生、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傅雷先生等，钟书先生都十分敬重，谈起来十分动情。对他的好友如周振甫先生、郑朝宗先生等等，则很尊敬倾听他们的意见。就是对那些曾帮助他借书的年轻一辈的同事如董衡巽、薛鸿时、栾贵明、马蓉等，钱先生总是很感谢他们的帮助。我很少听见钱先生批评什么人，但从我和他的接触和交谈中，我知道钱钟书先生痛恨两种文人，即“文阀”和“文痞”。“文阀”者，以文求官，以官仗势，以势压众。“文痞”者，流氓成性，吹牛拍马，更无文德。对于这两种人，钱先生极为藐视，嗤之以鼻，也因此得罪了不少这些家伙们。对于海外的学者和专家们特别是华人学者，钱先生总是很钦佩地称赞他们的努力和奋斗精神。前不久我读一篇写钱钟书和夏之清先生友谊的文章。这里我想补充几句。我知道钱先生对夏之清先生是十分敬重的。钱先生当时从美国回来时，我去家中看望，他特别介绍了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情况，并谈到了夏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很幽默地谈到夏先生的那篇“祭文”，说很少有人能活着读到对自己的“祭文”。钱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出版后总不忘寄书给以上的好友。

      学者的认真
     
  钱钟书先生做学问的认真是众人皆知的，周振甫先生在他的很多文章中称赞钟书先生做学问的踏实和认真。周先生引用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的一例来说明钟书先生的认真，即对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批评。振甫先生称赞钟书先生说：“钱先生的谈诗是实事求是的。他看了袁枚的话并不罢手，还要把毛奇龄的话来看；看了毛奇龄的话，还要找苏轼和唐人的原诗来看；还要参考王运的意见。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见周振甫著《解诗二例》）。
  笔者有幸见到钱钟书先生编著《管锥编》第四卷，钱先生的书案上堆满书，有中有外，同时他还裁了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小注。钱先生看书很快，在一些书的空白中有时也写一些注解。记得他曾送给我一本英语字典。有趣的是，钱先生在这本英语字典中的边沿和夹缝的空白之处写了不少注解，有对一些词条的批注，也有一些比较分析。我常常想若有人把钱先生的这些小的东西搜集起来，足可以编部好书。
  钟书先生的认真还表现在一些小事情上，如他的著作出版后他总是从头到尾读一两遍，改正一些错误。如他送我的一些书中从来都是改后给我的，如他的《七缀集》中的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最后注中，有一句：“理由是凑数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一找就到。”(原文)钱先生将“凑数”两字改为“凑趣”，还给我讲了两个字的区别。这也是一种“痴气”，也许在某些人眼中钱先生太认真了。
  前年夏天笔者回国探亲，曾到钱老家中探望，当时钱老因病重住院治疗，我见到钱瑗和杨老，她们都嘱咐我继续努力，并很关心我和我家的情况。看到钱老一家依然住在三里河南沙沟那座公寓中———尽管八十年代时曾是很不错的条件———以现在中国国内的标准，只能算是中上水平。钱老家中除了书多了不少，唯一添置的是一台彩色电视。我也去过一些“文商”家中，同这些人相比，钱老的家实在是贫寒了一些。记得杨绛先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她的《春泥集》，她曾对我和张伟学友讲过她为什么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春泥”。现在钟书先生走了，但他们的“春泥精神”会永远影响到众多的受过先生教导和恩惠的诸生们！
                                             （鲍玉珩写于美国北卡州绿堡市）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