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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物理机制的真相
在经典理论中,温室效应被定义为温室气体的红外吸收与再辐射。然而,大气中占主要成分的氮气和氧气(共占干空气约99%的体积浓度),它们不吸收也不发射热红外辐射,自然也不能因此物理机制而致热升温,这说明经典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
事实上,尽管工业化以来大气中的CO2浓度增加了很多,但时至今日,它也只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仅占空气体积浓度的0.04%(400ppmv),而一个微量气体能够主导全球气候变化有违人类基本常识。
理论分析与科学实验已证明水蒸汽凝结成云的潜热以辐射方式释放,在大气温室效应中占主导地位,它决定了全球变暖表现为且必然表现为夜间增温幅度更大,仅降水量减少及干旱地区除外。显然,大气中存在着超越经典理论的物理机制,对经典理论来讲是一种颠覆。
1965年Potter和Hoffman(1968)在探测水分子结构时意外地发现了水蒸汽凝结以辐射方式释放潜热,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发现。但由于专业分科以及利益集团的阻碍等原因,使这一发现的科学价值迄今仍处于被埋没的状态。本人之所以看到他们的文章,是想知道本人是不是提出水蒸汽凝结以辐射方式释放潜热的全球第一人,2005年本人基于猜想及热力学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08年本人所写“对云滴凝结增长方程的质疑”一文在中文期刊《沙漠与绿洲气象》杂志上发表,这应该是全球第一篇从理论上质疑经典理论的学术文章。另外,Perel’man和Tatartchenko(2008)在熔融物质凝固结晶时也探测到类似的相变辐射特性,证实了Potter和Hoffman的结论。
资料显示,①在年度季节性气候变暖、从极地至赤道的地理性气候变暖以及IPCC第三次报告介绍的全球变暖,都是夜间增温幅度更大,与水蒸汽夜间凝结更多且以辐射方式释放潜热的物理机制非常吻合,仅降水减少及干旱地区除外。②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城市热岛效应也主要发生在夜间。事实上,城市既是能源消费中心,也是水资源消费中心,二者均会导致大量水蒸汽排入大气,它们会在夜间凝结辐射放热。③大气无线电背景噪声强度表现为夜间高于白天、海洋高于陆地、夏季高于冬季等,与地气系统中水蒸汽凝结的辐射特性非常吻合。根据辐射频谱的分布规律,无线电噪声应该是大气中水蒸汽凝结辐射的低频部分。而频率越低,在大气中衰减越小,传播距离越远,加之降水具有全球性,因而低频无线电噪声在大气中具有背景性。
水蒸汽凝结潜热以辐射方式释放,这并不容易被理解。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就可以体验到这一物理机制的作用,只不过不清楚其中的物理机制而已。我们知道,在炎热的夏季,每逢暴雨临近,天气往往异常闷热。这是因为,降雨是高空的低温降水云逐步降落的过程,而这时的下层大气中往往含有很高比重的水蒸汽,即空气很潮湿,于是,降水过程会出现下层大气中的水蒸汽在云滴(冰晶或水滴)上的凝结。由于潜热以辐射方式释放,因此大气中的热辐射能量随之增加,从而导致闷热天气的形成。又由于辐射传播速度远高于降水的行进速度,于是会以“闷热的体感”是向人们预告暴雨即将来临。
然而,所有这些,经典理论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经典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大气中CO2浓度从280ppmv增加到目前的400ppmv,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机制是温室气体对红外的吸收与再辐射。但400ppmv即0.04%,说明CO2只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而一个微量气体能够主导气候变化有违人类基本常识。事实上,在天气和季节性气候变化中,人们很容易感受到水汽变化对地表气温的作用,CO2的影响则完全感受不到。大气的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它们不吸收也不发射红外,因此,温室气体的红外吸收与再辐射无法使大气整体升温,这说明经典理论本身难以自圆其说,将人为CO2排放指认为全球变暖的罪魁,其科学依据严重不足。
由于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经典理论的错误会有诸多方面的表现,下面以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真锅淑郎 (Syukuro Manabe) 先生的获奖论文 (Thermal Equilibrium of the Atmosphere with a Given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Humidity) 为例做一简要说明。该文通过建立地球气候模型及模拟计算,以证明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会导致全球变暖。诺奖组织评价其工作是现今气候模型的基础,但分析发现该文至少存在三个基础热力学错误。
一是假设“地表热容量为0”。根据热力学,热容量是物质质量与比热的乘积。热容量为0,意味着所讨论的东西不在物质范畴,因此,假设地表热容量为0,暴露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上热力学基础的严重缺失。
为便于读者理解热容量的作用及重要性,这里以一个自然气象现象为例子做简要说明:冬季,只有草叶的上表面结露或结霜,下表面则不会。我们知道,草叶的热容量很小,会很快冷却并吸引空气中的水蒸汽在其上表面结露或结霜。其下表面则在地表热辐射的作用下,不结露也不结霜,这表明地表具有巨大的热容量。
热容量的作用还表现在气候的季节性冷暖变化上。事实上,全年气温最高和最低的月份与太阳辐射强度最大和最小的时期并不一致。在北半球,最热的天气总是出现在太阳辐射强度最大的夏至之后的7-8月份,最冷的天气也总是出现在太阳辐射强度最小的冬至之后的1-2月份。如果地表热容量为0,则不会出现这种延迟。显然,“地表热容为0”的假设是基础热力学上的认知错误。
二是其地表辐射能量平衡关系式未考虑海水蒸发的影响。事实上,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海水蒸发对地表有冷却作用,如同酒精棉球擦拭皮肤的效果。不考虑海水蒸发,不足以代表地球。
人为活动对地球环境的直接影响,首要的是化石燃料燃烧的热效应。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2019年全球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的热量为4.9234×1017kJ。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中的数据:“长期全球平均降水量为984 mm/yr”。地球半径为6370 km,水的密度为1000kg/m3,0℃水的汽化潜热为2500kJ/kg,于是全球降水量对应的潜热达
1.254×1021kJ [=0.984×(4×3.14×63700002)×1000×2500]
显然,全球降水量对应的潜热是人为化石燃料燃烧总热量的2547倍 [=1.254×1021kJ /(4.9234×1017kJ)],足以使大气整体升温237℃。降水主要来自海洋蒸发,如此巨量的海水蒸发吸热量被忽略,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是文中给定了沿高程递减的相对湿度分布,并以此作为其大气热平衡计算的参考状态。按此分布,距离地面越高,相对湿度越低,空气越干燥,意味着全球的天空都不会有云。然而,尽管天空无云层的时候并不罕见,但总的来说,地球表面的40%-60%被云层覆盖。珠穆朗玛峰这样的雪山冰川更是终年积雪。而珠穆朗玛峰位于低纬度地区,接受的太阳辐射能显著高于地表平均值。但由于其海拔超过大气0℃温度线,因此其山顶终年积雪。显然,该文给出的相对湿度分布不符合实际,不能作为大气热平衡计算的参考状态。
从热力学视角,任何物质的温度都取决于其热容量和边界条件。由于热容量的物理意义未被正确理解,在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出错不可避免。事实上,二氧化碳的确具有温室效应,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可以人工制成干冰,这说明对于热容量不大的物体,其边界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阳足够大,以至于可以成为一颗恒星而自行发光和发热,对此人类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毫无反作用能力。
如果边界条件相同,物质的冷暖变化则取决于热容量的大小。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处于大致相同的边界条件,因而热容量的大小至关重要。事实上,氮气和氧气不吸收红外,温室气体吸收的红外能量只能通过分子之间的碰撞传递才能使大气整体升温,所传递能量的大小即为其温室效应,且正比于热容量。
在热力学分析中,海平面与海平面的大气往往被视为处于热力学平衡态。地表平均气温为15℃,如果以海平面100%的相对湿度计算,CO2的热容量只有水蒸汽的2.54%;如果按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假设的77%的地表相对湿度计算,这一数值也只有3.4%。另外,全球年度降水量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总质量的近160倍,这说明大气中还有大量的云滴(水滴或冰晶)。它们对太阳辐射和地气系统的红外辐射都有相当比重的吸收能力,其温室效应也不容小觑。综上,不难得出结论,与大气中的水汽相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水蒸汽凝结的潜热以辐射方式释放。由于降水量对应的潜热量巨大,是大气温室效应的核心,它决定了全球气候变暖表现为且必然表现为夜间增温幅度更大,只有降水量减少及干旱地区例外。
根据IPCC第三次报告(TAR):“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天最高和最低气温测量已覆盖50%以上的全球陆地面积,平均日平均最低气温的增温速率是最高气温的2倍,全天温度范围(DTR)减小0.8℃”。而澳大利亚学者布莱恩特在其专著《气候过程和气候变化》中指出:“···几乎所有地面探测的增温都是由于夜间增温的缘故”。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水、水蒸汽及水蒸汽凝结的作用。
下表数据摘自林之光和张家诚先生所著《中国的气候》,这些数据揭示了年度的“自然气候变暖”特性及其影响因素。将夏季(7月)各城市的日较差与冬季(1月)的数据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从冬到夏的自然变暖过程中,所有城市的变暖特性均为夜间增温速率更高,全天温度范围(DTR)明显减小。而众所周知的是,伴随着年度的自然气候变暖,存在着降水量显著增大的事实,说明这一年度自然气候变暖特性与降水量的增大高度正相关。
表1 中国南北主要城市日较差表(1951年至1980年)
城市 | 1月 | 4月 | 7月 | 10月 | 年 |
哈尔滨 | 11.6 | 13.0 | 9.9 | 11.5 | 11.7 |
北京 | 11.2 | 12.9 | 9.3 | 11.9 | 11.4 |
武汉 | 8.7 | 8.7 | 7.6 | 9.6 | 8.6 |
广州 | 8.6 | 6.6 | 7.4 | 8.4 | 7.6 |
注:日较差是全天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之差,也称全天温度范围(DTR)、昼夜温差。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表1中1月 - 4月的气候变暖特性。北半球从冬入春的1月 - 4月是一年一度气候变暖的前半程,从表中数据看,在1月 - 4月的气候变暖过程中,地处南部的广州和地处北方的哈尔滨和北京,以及地处中部的武汉,有着完全不同的变暖特性,却有明显的规律可循。4月份,地处南部的广州处于梅雨季节,而位于北方的哈尔滨和北京则处于“天干物燥”的风季。这时广州的日较差最小,哈尔滨和北京的日较差则最大。即从1月 - 4月的气候变暖过程中,气候干燥和潮湿地区的昼夜增温速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南方多雨地区,夜间增温速率高于白天,日较差减小更为显著;地处北方干燥地区的城市白天增温速率更高,夜间的增温速率相对较小(或者说因空气干燥、夜间的降温幅度比较大),即随着气候变暖,日较差增大;地处中部的武汉,其变暖特性介于二者之间,日较差则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我们考察从北到南的“地理性”气候变暖,表中所列城市的所有时段,都是夜间温度升高更多,日较差减小,与降水量和空气湿度逐渐增大高度一致。而根据丁一汇院士所著《中国气候》,我国年平均气温日较差最小的地方是岛屿(即海洋的影响),其日较差一般在3.9 - 5.2℃之间;地处大陆腹地的西部干燥地区的日较差最大,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及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日较差超过16℃;其他地区的数据介于二者之间。日较差的变化亦与当地降水及空气湿度紧密相关,说明其反映的是气候变化的共性。
事实上,在一年一度的季节性气候变暖中,由冬季至夏季,太阳投入辐射增大,海水蒸发量增大,夜间凝结量增大,对应降水量也增大,这是年度气候变暖进程中夜间增温幅度更大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须分别从南北半球的整体看。目前,全球平均年降水量对应的凝结潜热是年度化石燃料燃烧热量的2500余倍,因此太阳活动的些许变化就可带来远超人类活动的热影响。与之对应,天气变化及季节性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地气系统的水汽变化如降水、云及地表水的蒸发等,是太阳辐射的昼夜变化和季节变化所致。极端气候现象中,水汽变化更为突出。二氧化碳的作用却毫无显现,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综上分析,真锅淑郎获奖论文关于二氧化碳浓度倍增能够导致全球地表气温升高2.3℃的预测完全不足信。
事实上,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研究上,还是围绕碳中和及其金融利益上,成立了大量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团体等,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从业人员。之所以Potter和Hoffman的研究成果至今被埋没,除了专业分科的阻隔之外,还有利益集团的刻意抵制。最近,我写的“真锅淑郎气候模型的基础热力学问题”一文投稿至大气科学学报(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结果毫无悬念地又被退稿了,之前类似这样的遭遇已经历过多次。真锅淑郎先生的获奖论文就发表在该刊物,杂志主编在拒稿信中承认我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拒不接受我对真锅淑郎先生的获奖论文的结论及后续发展成果提出的异议,理由是自那以后全球气候模型研究有了“许多数量级”的改进。其逻辑上看起来似乎有理,但事实上,大气温室效应的核心是水蒸汽凝结的辐射特性,超越了大气物理学及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认知,它决定了全球气候变暖表现为且必然表现为夜间增温幅度更大,因此,可以说撇开这一物理机制的改进只使得问题趋于复杂化,而并不可能创造真正的科学价值。我的文章对这一物理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及论证,但利益集团却对此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不予置评,好像这一物理机制根本不存在。事实上,这一物理机制已被理论、科学实验及气候变暖的历史数据所证实,回避及排斥这一物理机制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是当前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研究上存在的根本问题。
首先,根据本文所述,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的关系不大,碳中和没有必要,不可能改变气候变化的趋势。其次,碳中和作为纯技术手段,也不具有可行性。事实上,所谓碳中和,基本要义是“0”碳排放,于是乎,有人将氢气视为“终极”能源,因为氢燃料燃烧不产生CO2,且氢燃料电池效率又可达到很高的水平。然而,在碳中和的意境下,氢燃料只适合来自电解水制氢,而根据热力学原理,电解水制氢储能+燃料电池发电的理论最高效率只有80%,实际装置的运行效率会低很多,加之氢燃料输运能耗是相同条件下天然气输运的8倍,且危险性更高,要求更高的安全措施,这很大程度上会抵消氢燃料电池的高效性和经济性。显然,仅风、光发电+电解水制氢+氢燃料电池发电这一能源产业链条难以形成闭环,其自身的“可再生性”必将成为碳中和难以逾越的制约因素。另外,尽管氢气燃烧不排放CO2,但排出的水蒸汽亦是温室气体,对红外的吸收能力比CO2强很多;不仅如此,水蒸汽凝结释放出大量的潜热,且是通过辐射释放的。因此,水蒸汽的排放对当地大气环境的影响是双重的。不难推想,如果氢燃料大规模替代目前化石能源的份额,势必导致严重的热污染问题。如果与夏季的闷热天气叠加,其情景难以想象。
根据化学基础知识和化石燃料的成分构成,其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质量是燃料本身的2倍及以上,原矿井容纳不下它们,这意味着碳中和在原则上也不可能实现。笔者对经典理论产生疑问正是因为看到基于碳捕集技术(CCS)的二氧化碳零排放具有伪科学性质才引发的,之前,笔者对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经典理论也深信不疑。2005年,有朋友给笔者看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学术文章,而笔者碰巧了解到我国当时的铁路货运能力的55%在运煤,于是笔者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碳燃烧生成二氧化碳,质量是碳的3.67倍,意味着增加一倍多的铁路运力也运不了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使得二氧化碳“零排放”具有伪科学性质,让笔者对经典理论产生了怀疑。于是笔者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分析与论证,已从诸多方面证明经典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不足。限于篇幅,本文这里只陈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不具有左右气候变化的能力,碳中和不具有扭转气候变化趋势的能力。但是,执行碳中和政策势必造成更大的能源消耗和投资效益的大幅度降低,并增大能源供给安全隐患,甚至导致经济危机。虽然西方国家在极力倡导碳减排和碳中和,但事实上,《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达成迄今已经过去26年的时间,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碳减排方面的努力实质上只是将碳排放量大的重化工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虽然他们借此实现了自身的所谓碳达峰及一定程度的碳减排,但全球的碳排放量一直在逐年增加,对全球碳减排毫无意义。不仅如此,为了逃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京都议定书》被西方发达国家无情的背弃,他们承诺的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也迟迟未能兑现,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虚伪且吝啬。由于世界各国无法就碳排放指标分配这一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议题达成一致意见,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近乎失败。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转而强调在碳减排上的自主性,远不及《京都议定书》所秉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意识,对全球碳减排而言是一个明显的倒退。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极力鼓吹他们的所谓减排“雄心”,但实际上,由于《巴黎协定》缺乏约束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使全球碳减排和碳中和沦为了空洞的政治口号——不谈责任的雄心,最后极大可能变成毫无信用可言的谎言。
正如本文所述,碳中和无法改变气候变化的趋势,自身也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反而会严重加剧能源消耗,如果一意孤行的执行碳中和政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世界各国的决策。事实上,从世界各国设定的碳减排目标看,巴黎协定的控温目标不可能实现。环球时报微博2023年9月22日发表了一则题为“西方国家减排果然‘防空炮’”的新闻。新闻说,针对英国首相苏纳克在2023年9月2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推迟一系列关键环保计划的问题,英国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回应到:“我们不会通过让英国人民破产来拯救地球。”这颇具讽刺意味。该微博还借用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在《鲁健访谈》采访时做的预言:西方国家就是在“防空炮”,你以为他们会真的减排,咱们走着瞧!毋庸置疑,英国不会是唯一的国家。
综上所述,水蒸汽凝结以辐射方式释放潜热,在大气温室效应中占主导地位,它决定了气候变暖表现为且必然表现为夜间增温幅度更大,仅降水量减少及干旱地区除外。必须指出的是,水蒸汽凝结辐射释放潜热是超越经典理论的物理机制,已为理论分析、实验探测及气候变的化历史数据等所证实,现在所需的是得到客观公正的认识和对待。
天气变化及季节性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地气系统的水汽变化如降水、云及地表水的蒸发等,是太阳辐射的昼夜变化和季节变化所致。极端气候现象中,水汽变化更为突出,这些都是无需争辩的客观事实。
二氧化碳只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不具有改变气候变化趋势的能力,人们也丝毫感受不到它的作用,这也是基本事实。
碳中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实现。而强力推进实施碳中和将必然加剧能源消耗和社会成本的显著增大,甚至导致经济危机。
至此,本文初步揭示了气候变暖物理机制的真相。
以上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有充分的支撑证明材料,欢迎质询及沟通交流。
作者联系方式:电子邮箱:zsx@ncepu.edu.cn,电话:13366563216
IPCC组织网站篡改既成报告的重要数据,不值得信赖。
2012年5月,通过反复比对,我发现IPCC组织网站篡改了既成的第三次报告(Third Assessment Report,TAR)数据的确凿证据,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IPCC的严谨性何在?”的博文(科学网: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8693-574289.html)。2018年12月,在我向IPCC的高级顾问、战略顾问和资深科学家,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队成员(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IPCC共同获此奖项),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研究员Mark D. Levine博士就网页上数据被篡改一事提出质询的一个多月之后,发现该网站突然改版了,其篡改数据的网页被销毁了,无法查阅。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博文,发出了“IPCC如此妄为,难道真的拿他们没办法吗?——IPCC网站改版,销毁了数据造假的直接证据!”的感慨(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8693-1151698.html)。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该网站的网页上一直载有IPCC第三次报告(TAR)之《气候变化2001:科学基础》的全文,之前我看过该报告的PDF文件,就是在该PDF文件的报告中,我看到全球变暖背景下,存在昼夜温差减小的事实,因此,我对此数据非常敏感。当我发现网页上的该报告数据竟然与PDF文件的报告不一致,将PDF文件中的0.8°C改成了网页上的0.4°C,如图1和图2所示。即,他们将全球变暖进程中昼夜温差的减小值改小了1半,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昼夜温差会随变暖而减小?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背后隐藏的热力学机理问题更值得关注。IPCC网站为什么要篡改数据?究竟想掩盖什么?
2018年11月1日,IPCC的高级顾问、战略顾问和资深科学家,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队成员(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IPCC共同获此奖项),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研究员Mark D. Levine博士到华北电力大学做报告,之前他到西安交通大学做了题为“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the Science, Current Measurements and Impacts”的报告。当Levine博士在华北电力大学做报告时,因为海报介绍说Levine博士是IPCC的高级专家,因此我以书面形式向他提了三个问题,涉及全球气候变暖的判定基准及IPCC得出全球变暖结论的依据、全球变暖预测之可能性以及IPCC官方网站篡改既成报告数据的问题。当时针对IPCC网站篡改数据的问题,Levine博士说不会的,因为有法律责任。对其他问题,Levine博士说会后再回答。然而,至今他也没有给我答案,可是时隔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却发现IPCC网站改版了,这是自我从2005年开始关注及研究气候变化背后的热力学机理以来,IPCC 网站的首次改版。改版后,篡改数据的网页(https://www.ipcc.ch /ipccreports /tar/wg1/052.htm)找不到了。我就此问题通过手机短消息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深圳市国创新能源研究院院长茆胜教授(当时陪同Levine博士到访华北电力大学)继续催问,但迄今也未获Levine博士的回应。当时与会的华北电力大学师生人数众多,他们都是见证人。
虽然IPCC篡改数据的网页找不到了,但是其第四次报告(AR4)是依据篡改后的数据完成的,与第三次报告(TAR)的数据直接相悖,二者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这是IPCC组织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可以从第四次报告和第三次报告的对比中发现端倪。在IPCC第四次报告(AR4)中,我们可以看到:“The global average DTR has stopped decreasing. A decrease in DTR of approximately 0.1°C per decade was reported in the TAR for the period 1950 to 1993. Updated observations reveal that DTR has not changed from 1979 to 2004 as both day- and night time temperature have risen at about the same rate.” 而在IPCC第三次报告(TAR)的PDF文件中,我们看到的是:“Since the 1950s both daily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are available over more than 50% of the global land area.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on average the mean minimum temperature has increased at nearly twice the rate of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reducing the daily temperature range by about 0.8°C over these areas.” 注意:就是此处的0.8被改成了0.4。也就是说,第四次报告说第三次报告(TAR)给出的数据是0.1°C per decade,而实际是,第三次报告(TAR)是2001年出版的,其PDF文件给出的相应数据应该是0.2°C per decade (=0.8/4) per decade。第四次报告的这段表述以网页上被篡改的数据为基础,可以说第四次报告中称“全球平均DTR已经停止减小(The global average DTR has stopped decreasing.)”纯属谎言。
事实上,早在此次问询Levine博士之前数年,我就曾通过Email致函IPCC机构,指出网站上这一数据存在错误,我当时以为只是工作不小心的失误,但他们根本没有给予理会。结合此次提问Levine博士的情况,我几乎确信他们是在有意造假!真实意图就是掩盖昼夜温差减小所隐藏的热力学机理问题,不希望有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IPCC组织不值得信任!
图1 IPCC网站上的数据
(http://www.ipcc.ch/ipccreports/tar/wg1/052.htm)
注:点击这一链接,当时的结果是“404 Error The requested page was not found.”仔细一看,发现IPCC网站 “改版”了,这发生在我向Levine 提问后一个多月的时候,2018年11月1日在对Levine提问的当下我还点击查看过的。现在这个链接再也无法打开了!!!
图2 IPCC 第三次报告的PDF文件数据
(来自:http://www.ipcc.ch/ipccreports/tar/wg1/pdf/TAR-02.PDF)
注:这一PDF文档(Climate Change 2001: The Science bais)原本可以通过此链接查询查证。但事实是,这一链接地址也无法打开了,即无法通过这个链接下载该文档。需要指出的是,我曾在IPCC网站上多次查找,没再看到包括这段报告文字的文档(当然,这需要进一步证实)。所幸我本人当年在文献查阅时,下载保存了该文档。
附2:西安交通大学关于Mark D. Levine博士报告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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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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