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三年前做的阅读笔记，最近又想起这个问题，特意找出来细读。

在李凤华博士的博客上看到了他译的阿马蒂亚森获诺贝尔奖的演说，讲述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过程，阿罗不可能定理所带来的悲观情绪，贫困与饥荒问题，比较剥夺与性别不平等等问题。其中特别讲到了信息扩展和福利经济学，人际比较的信息基础等问题。关于福利的人际比较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看起来早先的许多的福利经济学家都为此感到困扰。

 森认为：“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之所以拒绝人际效用比较——这招致了实证主义的批评（比如Robbins, 1938）——是因为将效用比较完全建立在精神状态的比较之上。”

 “因此，在精神状态比较这个旧房子的地基上所展现的图景并不是那么令人失望。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福利或个人利益的比较并不是非得要建立在精神状态的比较之上。事实上，我们有很好的伦理上的根据，从而不必过于集中在精神状态——无论这一精神状态是快乐还是欲望——的比较。对于那些持续的剥夺的反应，人们的效用有时具有相当延展性。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绝望的穷人、劳作于剥削经济制度之中的被践踏的工人、屈服于社会中深刻的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妇女、被粗暴的权威主义政府所压制的公民：这些都可视为剥夺。他可以从一些小小的成功中多少获取一些快乐，他也可以考虑到可行性并调整他的欲望（从而有助于他的调整过后的欲望的实现）。但即使这些调整的成功也并不能掩盖他被剥夺这一事实。快乐或欲望的测度在反映这些个人的实质性剥夺的范围时有时特别的不合适。”

“因此我们确实有理由将收入、或商品束、或资源视为更一般的判断个人利益的指标，而且这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能导致的精神状态。”

 “最近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那些分析框架要比阿罗模式中的那些框架更为宽广（相应地也不那么严格，并且也不那么“不可能”，参看Sen, 1970a, 1977c）。[10] 它们在分析层次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从而容许有关社会选择的不同的经验解释和替代性的信息基础。”

 “我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最常见和最传统的贫困测量主要是数人头法。但是单个的穷人距离贫困线多远，以及剥夺是如何在穷人间分享和分配也极其重要。那些构成社会中穷困群体的个人的各自剥夺的资料有必要归总，从而为得出为总贫困作出信息丰富而有用的测度。这是一个社会选择问题，我们据此可以在体系建构中提出各种公理来体现我们对分配的关心（参看Sen, 1976b）。[7]

这几种分配取向的贫困测度方法都已从最近的社会选择文献中以公理的形式推导出来，其他的可替代性方案也得到了分析。我在此并不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也不讨论用以区别它们的公理要求），在其他地方我曾和詹姆斯·福斯特（Foster and Sen, 1997）讨论过这一问题。[8] 但我愿意强调这一事实，即虽然我们在社会判断的信息基础上作出恰当的扩展，但我们将面临着路径过多而带来的困惑（困境或不可能性的另一端）。为了将一个特殊的贫困测度方法公理化，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我在前面（第5节）说过的那种“冒险政策”，继续加入其他的公理条件，直到我们即将接受不可能性，并且只留下一个唯一的贫困测度。”

 “穷困的农民虽然能够在其生命中寻求某些欢愉，但决不可因为其精神上的成就而将他视为非贫穷。”

 “因此要恰当地理解贫困与不平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注真实的剥夺，而不仅仅是对那种剥夺的精神反应。最近有相当多的文献从营养不良程序、医疗诊断的发病率、观察到的文盲率以及出乎意料的高死亡率（与生理上证明的预期相比）等角度来探讨性别不平等和妇女的剥夺。[3] 这些人际比较可以方便地为贫困和性别不平等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它们都可嵌置入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的框架里来（通过撤销那些可能要排除利用这类数据的信息约束）。”

 先将观点存于此，原始文献待我细读。

 上述所有引文均来源于李凤华博士的博客：社会选择的可能性：森的诺奖演说http://blog.sina.com.cn/lifenghua#feeds_FEEDS_1207589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