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友 重 逢

这次去法国是通过朋友的邀请函而获得签证的，所以访友确实是我这次去法国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这些朋友实际都是我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共事的同事，而随着相互的了解，正如在我离开吧历史的同时对我的欢送晚会上哈盖先生说的：“effectivement , a mon avis , vos collegues de travail francais sont devenus petit a petit vos amis .”（意思是：事实上，就我的看法，您的法国同事们逐渐地都成了您的朋友）。遗憾的是，说这话的哈盖先生因为退休后移居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不在巴黎，没有能参加我们晚上在塞纳河游艇上的聚会，可是他寄来了一本他退休后专事文学写作而正式出版的书，书内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Thank you for being always a such nice woman .”这里，我真不知为何要为这感谢我，还是nice 有kind 的含义？也许是说我这麽多年都没有忘了他，同时，这次朋友聚会给出的名单中赫然有他，他觉得我真是个重情义的人。

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确实很特殊，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不要说中外各方，法国人有许多原来也不相识，中国人之间同样，这项工程把参与的人拧在了一起，最后成了朋友，而且是真诚的朋友。

比我小9岁的马勒峰先生在58岁时退休，之后在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做顾问，现在也小70了，平时住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村里，工作忙，常在巴黎和里昂两地跑，但是大儿子在马赛，老伴寂寞，要求他每周两次带她到马赛看儿子，图个热闹。其实外国人讲亲情，和中国人一样。他听说我有两天在马赛（到得当天不），他主动要求在最后一天陪我转转。知道我的双腿都做过手术，开车上马赛制高点保卫圣母院，停车后，他让我抓住他的胳膊慢慢地爬坡上到圣母院前的平台上。一路上和我讲述当年广东合营公司的昝云龙总经理完全没有在乎他那时还不太会讲英语，昝总在乎的是他的经历和他的干劲，就这样他做了第二任的技术经理，在工地干了三年。而我和他打交道还是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干架，为的是要交付生产的化验室楼内必须降低空调噪音和加设吊顶，隔离室内天棚上的管道。但是共同的责任变成了不打不成交，他把我的要求全实施了，最后交付的是满意的放射性化验室。最让人惊讶的是，在带我们中午去海边的一个饭馆时，他事先约好了另外两个在大亚湾工作过的法国人，而那两位听说是我，都高兴地赶来了。马勒峰先生特别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大亚湾像是个大家庭。他约来的其中一位在干大亚湾之前和他们并不相识，年龄也小得多，现在还在伦敦任职，但是现在他们三人成了铁哥们，有事就聚在一起，马勒峰让还在职的那位买单，我看着真有意思，说明他们的铁。 

大亚湾工程能把在一起工作的人员拧在了一起，除了当时的领导班子外，我想，还是当年的共同责任。在将近三年的谈判后，广东核电合营公司（GNPJVC）和法国电力公司（EDF）签订了服务合同，要求法电派人进入合营公司，为合营公司担负工程责任，而法电在80年代初还没有走出国门，一个法国国家电力部到中国为中国的核电站工程建设负责，技术，进度，投资，这对于法电来讲也是个新鲜事，合同签下来了，就得干，而中国却刚好在改革开放之初，大亚湾工程师全国第一次借外债建工程的最大项目，总经理部的责任极大。两家能和到一起，是有一段过程的。

第一任法方负责人，当年只有40岁的马识路（或叫马西诺）先生和我的友谊就是那时形成的。

86年4月意向书签订，8月份合同在京正式签字，而工程已经早在筹备之中，第二年8月就是反应堆第一罐混凝土浇灌的关键路径日，10月份土建图从法国源源不断地发到深圳，而中方从各地，也包括香港请来的土建工程师们还没一个愿意和法国人合作，仅有的一位法国工程师苦苦地加班，也玩不成对图纸的审查人物，马先生不断地向昝总要合同中规定的中方人士，昝总十分着急。也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在昝总的要求下，连劝带哄，以关键路径的重要性为由，把由我代理负责的由中港业主工程师们组成的班子中的土建工程师们劝到了马先生手下的设计处，土建组正式成立，而后我再一批一批地安排，最后，在第二年的年中，全部业主工程师们进入了老马的班子里，设计处有了机械组，电气组，安全分析组，中法人员合在了一起，我代理的部门由总经理部宣布撤销。工程按合同全面铺开。马先生和昝总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之后，我又宽慰了马先生，他曾自感年轻（中方经理级人物全都在五十开外）怕不被中方器重。这样，他就成了我们的老马，开始对对我无话不谈。在业余的交流中，他从我这里理解了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发展等等，我的坦率和真诚，也包括我的见识，赢得了他的信任和尊敬，从此，他真诚地爱上了中国，还学会了说许多中国话。友谊就是这样形成的，身上的重担得到了缓解，始终不忘怀给予他助力的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始终尊重给予他独立见解的人。他从此真心地把我看做他的姐姐，不论他的位置上升到什么高度。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我的另一位特殊的法国朋友，柯瓦松先生，法国电力公司当年主攻安全分析，并且与中方安全局对话的先生。挺绅士，对工作认真而固执。我记得他在到北京，由我陪他转悠时，他对当时上地铁的人的蜂拥无序感到不知所措，直往后让，我把他抓上了车。其实他十分实在，小时在学余在父母开设的花种子店帮忙，父亲去世后他一直陪伴母亲，直到母亲百岁后几乎无疾而终，他单身一人，一直住在和母亲同住的巴黎近郊美东小镇的约70平米（我的估计）三室一厅的单元房内，母亲的最后三年，使他近乎家庭妇女一样的照顾母亲的起居和饭食。在母亲84岁时，他曾陪同她去了一次耶路撒冷，母亲爱上了那里，于是，在后来的十年中，他每年带她去一次。说中国人讲孝，我看西方人讲孝的恐怕也不在少数。我问他去做弥撒吗，他轻轻地回答，每周都去。我可以感受他心地的纯净。他爱中国，在他客厅的唯一的书架上，我估计，没有四分之一，也有起码5分之一的书是关于中国，还有许多中国朋友送给他的小礼物，他都视做珍宝。他带着我们整整两天，去凡尔赛，去枫丹白露。在凡尔赛，他看见游客太多，排长龙购票，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残疾人入口处，以他的死心眼，再三说明我是残疾，双腿做了手术，特别在进到售票窗口时，对一位女负责人再三解释，那位则非要我的残疾证明（我觉得她很在理），但是，为了帮柯瓦松先生的忙，在突然看到了前面的检测门时，想起了每次乘坐飞机时的状况，我对那位女士说，那个门就会证明我的腿里的钢钉钢板（其实，确实，做过人工关节植入手术的人是可以得到残疾证明的，中外都一样），她想了想，居然就放行了，免了我的票，还在专门为残疾人通行的地方让我们坐电梯直上二楼。我女儿和女婿对这位老头简直入了迷。

朋友们非常高兴地从各处赶来，在10月12日的晚上，在雨中，奔向了塞纳河中的一条游船，中国人和法国人，一共20个人。那些和我一起在欧洲队里工作过的法国朋友们兴奋地喊着：J1building（那是我们在巴黎的GNPJVC在巴黎近郊Clamart的办公楼的代号），20多年了，重新聚在一起，还是那么亲热。

一位把我称作李姐姐的法国朋友在我回国后给我的e-mail中写道：“Li Jie Jie ； It was such a pleasure to see you. As I told you, you are still the same fiery person full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其实我非常感谢他：为了主持我当时丝毫不懂的500/400kv开关站的技术评标，他为我们讲了四个小时课；又从他那里理解了为什么工地用的开关箱里每条380v的出线上必须带电流保护……我终于按照正确的技术要求完成了我承担的责任。他叫我姐姐，那是我比他大了起码20岁，其实，他是我的老师。

聚会的那天正是柯瓦松先生送我们去枫丹白露，又坚持上她家吃午饭，送我们回旅馆又遇到巴黎大堵车的日子，他回到家就很晚了，60岁出头了，又做过血管支架手术，真是很累的，说是休息了一下，怕堵车，只能乘地铁赶来。在朋友们全都告别之后，他是最晚离开的，看着夜色中他孤独地走向地铁的背影，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感到揪心的心痛，但是，他给我的来信中却反而谢谢我，说是我提供了机会，让他见到了平时不易见到的朋友，而所有这些朋友都是因为建设大亚湾而相识的。

这个，再一次证明了，一次重要的工程让多少同事成了真心交往，相互思念的朋友。那位在马赛和我相聚的，在伦敦工作的那位先生再一次从伦敦赶来，这回，他不得不在巴黎过一夜。和他在一起的，也是在伦敦工作的，据说，已经在那里七年了，但是，因为这样难得的聚会，他也来了，我们贴脸亲热，述说当年的趣事。

那天夜晚是一次狂欢，是真诚友谊的见证。友谊就是不分国籍的。这么多年了，会为了见一个快80岁的，不中用的老太太聚在一起，这里绝没有任何功利可言。

当然，这次在游船上办晚会是马西诺的秘书（老马用了不少中国人在亚太总部），李岗先生推荐而且鼎力办成的大事，不过背后当然是老马的默许，因为他曾听我说，非常想念老朋友，他立刻心领神会，许诺：一定要办一次热闹的Party。

我珍惜这样的友谊。去法国，会见老朋友，真是一件大事。

回到国内，又回到聊天的院内广场，见到一位老朋友，他说，我使劲找你，你到哪里去了？我问他找我干什么？他说：螃蟹，一揽子螃蟹，还有一条大马哈鱼，找不到你。我说，那些东西你怎么办了？他说，当然，我都吃了！我哈哈大笑。

有什么比有真心朋友更高兴的？老朋友，永远是朋友。不论国内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