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近透露的一篇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这次在全国蔓延的新型冠状肺炎实际上是在12月中期就出现了。那时我在哪儿呢？

按照原定的计划，我跟着女儿，在12月15日坐飞机去海南，准备过一次舒服的南方海边的休歇生活。我们一早出发，顺利抵达三亚凤凰机场，我的侄儿在那里迎着我们，坐上出租车，近两个多小时，抵达陵水县的一个紧靠南海的小渔村：新村镇，我们住进一个廉价小宾馆，出小街，隔着马路对面就是海，我们上猴岛，看着猴子耍；在海边漫步，享受着阳光下海水漫足的愉悦；我们去博鳌，去陵水椰田古寨，欣赏黎族兄弟的表演；计划是29日返回，整整半个月。可是，到了21日，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提出早点回家，我的提议得到了女儿的同意，其实她惦记着她的丈夫，因为他感冒了。女儿立即改签成23日的飞机票，仅剩的机票，被我们锁定了。那时候，我们对武汉的瘟疫已经蔓延的事儿毫不知情。23日，我们一早坐公交到火车站，坐高铁到三亚，又转出租到了机场，稳稳地坐飞机回到了北京。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提前回京是多么合适。

回到北京，是一件件喜事接应着：上海巴金故居的内部刊物《点滴》，里面有我写的《沉痛的历史回顾》，公开了我父亲的系列检讨，从1952年到1970年，作为史料，正式发表了。十五册书，供我送给友人，我高高兴兴地，赶着年前，通过快递，在亲友之间分发，很快，3650元的稿费也进了帐。不光如此，弟弟来信，说上海译文社的《李健吾译文集》很快就可以印完，准备上市，2019年，就是在这样的喜事前过去了。我完全不知道国内正在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

2020年的钟声响了，很快就会是春节。在女儿不断想让我了解养老院的情绪下，我同意在春节前去河北燕达医养中心，在我的小妹处过这个春节，也为了方便女儿这个春节和我女婿和外孙夫妇的自由活动，不用惦记我。我联系了我的妹妹们，他们都愿意到小妹处团聚，包饺子过年。可巧的是，1月6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编辑给我来信：书出版了。我和弟弟商量，十套赠书，除了四套分别直接寄给弟弟和三妹外，我接受了六套，每套20公斤，装帧精美的十四册精装本。眼看春节将到，快递员似乎没有以前多，总算有顺丰快递，抢在17号前完成了我预想的分送任务，留下了自己的一套。这可是大喜事，几乎十年的辛劳全都有了了结。

社科院外文所西方室（这是我父亲工作归属的老家）现任的刘晖主任因为收到了我的赠书，约我初九和翻译家，我父亲的最后收的研究生郭宏安先生一起聚餐。我表示了接受。

   21日，我毫无挂念地，一早由女婿开车，女儿陪同，奔去了紧邻通州的燕达养老院。女儿陪我住了两整天，但是，这时网络上的传言就多了起来，通过微信，不断接到一种新型冠状肺炎爆发的消息。我思考了一下，给弟妹们发了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聚会是否不宜，没有想到，三妹的回复是赞同，她的微信联系比我多，紧接着，二妹的儿子发来了一则不宜聚会的短信。于是，大年初一的家庭聚会取消了。与此同时，我微信与刘晖主任联系，建议取消聚会，等情况缓和以后再说，她接受了。

23日上午，女婿开车，带着他们的儿子媳妇，中午到了燕达，一家在那儿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后，直奔延庆的滑雪地去了，他们从海淀航天桥到东部燕达，又从东郊到西北郊，天黑了，滑雪的时间不够了，只好第二天再去。  

我在燕达和小妹妹一起过了大年夜。

就在这一天，我发现了异常：每一座楼里的大门出口处，都设置了护士岗，进门要登记，台面上提供消毒液，加上微信中不断地报道各处的消息，包括钟南山被请到武汉。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原定的年初三回京的决定，我建议女儿，改为周一，也就是年初二回京。这个想法也正好遇上自从到了燕达后我不断地咳嗽和嗓子疼的问题，我不言声，我看到情况的严重，怕被作为疑似。

初一，我一天肚子都不舒服，也许是饮食不调，下午还拉了一堆稀便，总算舒服了一点。从微信上还得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在大年初一要召开会议研究疫情，还组织了专门小组，监督和指导防控疫病的工作，说明问题已经超出想象。下午4点，我曾经犹疑了一下，出去溜达还是不出去，最后，狠了一下心，决定还是按照几天来的习惯，下楼出去溜达一会儿，为了消化和保证活动量。坐电梯刚下到楼下，停在护士台边，就被告知：明天早上六点封大门，不让出入。我问她，接我回家也不行吗？回答很干脆：刚刚接到的上面通知，不准。我思考了一秒钟，立即给女儿发了微信：快来接我回家。女儿回音：准备好了，马上出发。我翻身上楼，收拾物品，5点半，女儿敲门，我拿起了物品，立即和女儿坐电梯下到停车场。汽车发动，一路几乎没有红灯阻拦，完全没有堵车，6点半，就进了院大门：到家了。我在大年初一，重新进了二院的大门，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当晚，我立即通过微信，给我的外孙媳妇的妈妈，建议他们阻止他们的孩子婚后的回家家访。没有想到，贤达的对方已经在早上告知了小两口不回家。真好。

回到家，我吃了克咳胶囊，咳嗽停了，嗓子也不疼了。平平安安，消消停停。我真觉得，一切都是天佑了我。怎么那么巧，在最关键的时候，都顺利满足了我所有的愿望：在燕达，我抓紧时间，赶在除夕夜之前，我探访了四家在那里安家的我的同事们，其中有一名是我原来的组员；也是那么巧，我及时得到了通知，赶回了家。我时时刻刻注意着中央的动态，我本分地行事做人，这场瘟疫没有和我挂上钩。一个走向86岁的老人，不会轻易倒下，也绝不会给国家和家庭找事儿。我及时停止了所有的聚会。

我庆幸我对时局形势的敏感，我感觉，当我坐在我的书桌前的时候，我的心永远是非常安静的，我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和弟妹们的联系过程中清楚明白了我的责任：对于我父亲的译作和对他的介绍，只有我一个人有力量来处理了。我已经完成了《年谱》《书信集》和《画传》的补充和修改，我还会细致地给出对《文集》的修正意见，如果这些都会有再版的话。

我宅在家里，我强迫自己找出了我几年前已经启动的翻译，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这是我找出来为了考验我的英语和翻译能力以及我的耐心的一项工作。

回观整个12月和1月份我果断和及时地处理过的所有的事，真是感到是天佑了我，一切都那么巧合：我提前离开海南，我提前从燕达赶回家，我抓紧时间拒绝聚会，我及时做完了所有该作和想做的事，我选择了我可以做的事。

天佑了我，我要完整地还给老天我在人世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