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的9月30日，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整整的85年了，从落地，哇哇啼哭开始，就要迈进第86个年头了，就人生来讲，我应该是个相当老迈的人了。老，病还不断地来找我，就不说我患有的极高危期的高血压症：2015年3月心绞痛发作，确认为心肌梗死，接着装了两根支架，这个病史让给我治病的医院一听说我胸闷，就紧张，那两年，我住了几次医院；然后是我的泌尿系感染：从60岁开始，几乎年年要发作，今年又是；特别的是，今年年初，来个急性肺炎，不得不住院十天；再有一个，我睡觉离不开催眠药：佐匹克隆、思诺思，还要加上一片舒乐安定。有病治病，这么大年纪了，能没有病痛吗？可是，我从2000年退休至今，除了前四年的一次胆囊切除和三次的髋关节手术外，我没有闲过，特别是这几年，原来想着今年可是到了可以休息的日子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从出院到如今，任务还真是没完没了。

继续为核工业忙碌：去年一年的给年轻人鼓气，《不忘初心》《奋斗就是幸福》……，多少次的和年轻的朋友们座谈。今年我又被使劲儿追着，让我给一些年轻人讲讲核电站乏燃料后处理的基本知识，还就是2个小时，怎么能把这样复杂的学科简单化地告诉一些刚参加工作的人呢？我费劲了脑子，要通俗而又要把这项工作的要点说明白，对于我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习，最后终于构思了一篇讲稿。5月21日我终于完成了这次讲课，我感觉到是成功的，大家埋头记着笔记，会心地点头，讲完后的亲切的鼓掌，都让我的心感到温暖和安慰。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地走上第一线，我这个老人还能在前面引引路，在后面鼓鼓劲儿，我感到荣幸。

意外的相识，意外的忙碌：2017年底，我匆忙编制的《李健吾年谱》面世了，一年悄悄地过去，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反响。突然，在4月份我接到了巴金故居内部刊物负责人周立民的微信：在他们的今年第一期的刊物《点滴》上将发表一篇对《年谱》的订正意见。我急切地等待着。非常意外，就在收到《点滴》之前，我收到了我的在广西正在扶贫第一线忙碌的年轻朋友张琦的微信：他的十多年的好友，同样的“李健吾迷”，王志勇写的《对<李健吾年谱>的一些订正意见》一文，没有过两天，《点滴》也到了，而这时，我已经通过张琦为我和王志勇建立了微信关系。他对我父亲一生十分关注，读过许多他的创作作品，还收集了各种刊物，在那篇文章里给出了许多的订正和补充意见，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和丛刊。我都85岁了，能够赶上一本书的再版吗？我决定立即启动，我开始了对《年谱》的修正工作。一面在吃着药，治疗我的泌尿系感染，一面对着计算机，打开计算机里的电子文件，某年某月某日，李健吾在干什么，发表了什么文章，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他又在什么场合参加了什么会议，什么时间给谁写了什么内容的信，这些都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我埋头苦干，我的新朋友王志勇通过微信帮着我的忙。我就这样忙录着，终于见了分晓。我想到，即使真有了再版的机会，即使我有个三长两短，我的计算机里的修正版也会是一部完成品，出版社可以用了。一个文人的一生，在动荡的岁月里，他曾经的努力，被记载了下来。我忙，我心里高兴

     认识了新朋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珍宝：一本早已绝版的，由李健吾署名的《咀华二集》初版。王志勇先生用他的爱，四处收集，居然在他手里拥有了早已绝版的，世人少知的这本小书。李健吾的对中国文学的评论，一般都被认为是署名“刘西渭”的作品。哪里有用李健吾的本名出的《咀华二集》啊？那是1942年的一月份。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日本人开始全面进驻上海，什么法租界，英租界，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他们烧毁了许多的书局，而对出版我爸那本书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进行了抢掠，所有刚出版不久的书都被劫走销毁。于是这书就成了绝版。目前研究李健吾的中国文学评论的学者们很多都不知道这本书。是的，书前目录中所列的各篇文章后来通过不同的渠道还是发表了，有关文学评论的文章收入了1947年出版的《咀华二集》，但是，后面的“跋”却没有再面世，尽管相当部分的文字是1947年版的《咀华二集》的“跋“的内容，但是，1942年1月的书后的“跋”还是有它的特色。王志勇和我做了朋友，他把我认作了“家人”，主动从太原给我邮寄来了这本珍贵的书。我小心翼翼地翻着发黄的一页页纸，读到“跋“，感到了一种气息：自由，尖刻，幽默混在一起的文字。我决定把它记录在计算机里。忙了我近乎两天，读着，打字，校对，修改。然后，我发给了我的文学青年朋友们。在工商大学任教的张新赞，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写的有关李健吾的文学评论，他高兴地收获了这篇“跋”，而他正准备修改他原来的论文。我没有白忙乎，我累，我高兴。

     李健吾的译文集快要出版了，我的最后的紧张工作来了：这套译文集的最后两册是最复杂的两册，一册是我爸最后去世前完成的工作：组织外文所的同仁们一起翻译，他规整，自己也翻译，书写“前言”和每一篇文章前的评价，这样一部大作《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这是他去世前完成的研究所交付的工作。那时他患着严重的肺心病，手里握笔十分吃力，笔迹潦草到难以辨认。出版社无法完成这项出版任务，在他去世多年后，家人取回这厚厚的一沓文字。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决定出版。落在他的名下，只能去掉所内其他人的译作，就是这样，这本书的厚度还是相当可观的，清样有进400页。再有的一册更多，足有近500页，概括了从18岁到1979年他所翻译的诗歌、童话、各类散文、法国作家对文学和时政的评论文，一个字：杂，还有，知识面需要非常宽：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人物、故事，十七世纪、十九世纪各种的评论，从人性、自然到国家体制形态，法文、英文、当然更是中文的翻译语言，各方各面。我曾经竭尽全力，在2016年通过整理，不断地奔走在去往国家图书馆的路上，坐在缩微胶卷的阅读器前面，辨识早年的期刊和报纸上的文字，对于一些没有译完整的的少量文字，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补充翻译，然后打字，形成完整的电子文件，发给了出版社。五月里，对着出版社的厚厚的清样，我付出了全力，进行仔细的校核。非常艰难的工作啊！多艰难，我也必须完成。这件工作非常吃力，伤我的眼睛，伤我的精力，但是，我得意，我能获得许多朋友的帮助，我能够挑起这付重担，同时还又开阔了我的眼界。现在到了月底，我完成了。是的，我累，但是我骄傲，我快乐。

      在朋友们聊天的广场上，大家在谈论老人的脑子，如何保持不痴呆的问题。我在心里想着，也许我的脑子也有萎缩的地方，但是，我在不断地使用它，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在运转我的脑子，在和人交往的时候，我显示的是一种活力，人们看不出我的年龄。我有病，但是，疾病妨碍不了我继续奋斗，一边学习一边奋斗，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核工业和文学，还是非常特殊的文学领域，我感觉到的是一种特出的幸福。这样的幸福，我愿意与朋友们分享。

                                           2019年5月26日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