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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斗的“争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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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斗院士在能源界可谓是德高望重，人们熟知的多是他的一些精辟言论和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会引发不同的争议，倪维斗说他不愿意与人争论，只是喜欢说实话而已，“有些话说一遍不行，就说两遍”。
倪维斗爱说实话。但他的实话却经常招来争议。
12月10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倪维斗院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次争论，主题正是当前热议的燃油税。在一片喊降声中，他却提出“应该再高一点”。
倪维斗院士有过一个头衔，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能源组中方组长，长期研究和关注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于燃油税，他也是站在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在中国，燃油、土地、环境容量对中国都是稀缺物资，按市场规则，应该把开私家车看成一种高档消费，不要和美国比，因为我国造路不易，环保也不易，既然汽车享受了更多的道路，污染了空气，就该多付钱，这才公平。”
倪维斗说他不愿意与人争论，只是喜欢说实话而已，“有些话说一遍不行，就说两遍”。
与学术人员：为能源研究而争
倪维斗习惯性地把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统称为“他们”，而非直呼其名。
“我与他们的争论点在于我提出‘以煤为基础’的路线，他们则认为应该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觉得我对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强调的不够。”倪维斗说。
倪维斗口中的这场争论，起始于他的一篇约两年前发表在科技日报、广泛流传的名为《我国的能源现状与战略对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煤现在是、将来（直到2050年或更晚）仍是中国能源的主力，虽然煤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从70%下降到50%）。“以煤的气化为龙头的多联产系统”在近20年左右的时段中是解决能源短缺、改善环境的最佳模式。
随后，就有能源专家特意撰文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解决能源短缺的根本出路，是从现在起就要用替代能源（其中首先是可再生能源）逐步调整“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
这位专家解释说，如果中国未来（指直到2050年或更晚）能源的发展，只能以煤为基础，那么，在2050年以后，中国所需能源将无法实现持续发展。计算表明，在如此庞大的煤消耗下，在2050年后即将面临煤的短缺，因为中国探明可采总储量为1500亿吨标准煤。
看到争论文章，倪维斗说他原本想再撰文“议论议论”，但没有那么做，“不想凑热闹了，也没精力”。
但他还是对《能源》杂志记者谈到了他本来想回复“他们”的观点。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肯定是要努力发展的，但在中国的现状下这种发展需要过程，至少近20年内起不到大的份额作用，最多是总一次能源的2%~5%，考虑能源问题，必须首先考虑近15 – 20年如何‘过’？‘远水’很好，‘近火’怎么救？”倪维斗针对反对者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专家提出发展多晶硅，倪维斗算了这样一笔账：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一照就发电，在人们眼中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必须注意到一个现实，就是高价格，大概4 – 6元钱1度电。有专家提出，戈壁滩多少平方公里就相当于百万等级的大电厂，理论上是对的，但从4 – 6元/度降低到大规模应用（如1元/度左右）还有一个过程。
倪维斗说清洁能源和高科技是多晶硅的两顶帽子。在专家们一片推崇声中，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目前国内多晶硅的发展很不正常，现状是大量消耗能源、污染全留在我们国内，清洁能源外国人享用。”“目前中国多晶硅生产已经泛滥，全国各省市一哄而起，产量一下子成为全世界第一，但98%产品出口。本身制造多晶硅是非常耗能的过程，1吨多晶硅平均要耗25万度电，前期发电就已经在排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再加上四氯化硅的污染。”“新能源一定要考虑到全生命周期，多晶硅2—4年才能把自身消耗的能源补回。”
“近15~20年我国仍以煤为基础，关键是如何全价、清洁利用。”倪维斗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这是他多年知识积累做出的论断。
翻看倪维斗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两度留苏攻读的都是工学院，也跟热力涡轮机、大型火电机组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宏观能源问题研究对于76岁高龄的倪维斗来说只是近十年的事情。
60多岁，本是别人退休的年纪，而他却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另一个领域的高峰。对于这一转变，倪维斗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年纪大了，精细操作不如年轻人，所以微观研究要培养年轻人做。二是积累了一些知识，跑过很多地方，各种人都见过，各种能源都见过，知识面比较广，适合做宏观。三是中国的宏观问题某种意义上比微观更重要，如果宏观方向是错的，更耗时耗力。”
现有条件下，如何整合起来考虑，把各种能源都放到正确的位置，成了倪维斗的新命题。
与家人：为节能而争
“我老伴说我过分节俭。”倪维斗说。
倪维斗院士的办公室在四楼，推开一楼大门走进去，随后的一个男物业紧紧的拉上了门。
当记者把这个细节讲给倪维斗听时，他说这些也是他“争”出来的，和这座大楼的物业领导和具体业务员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以前学校里，门总是开着的，冬天的暖气，夏天的冷气由门放出去了很多，而这些都是能量，浪费的其实就是电和煤，也就是多排放CO2。”
“有一些学生，去二层也坐电梯，如果走楼梯，既节约了电，又锻炼了身体。”日常生活中的节能，倪维斗如数家珍，身边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能跟节能挂上钩。
对于饭店倒饭菜的问题，他也能提出自己的节能理论：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来种植，3—5斤粮食通过动物体内转换才能变成蛋白质，也就是说3~5吨粮食1吨肉，那1吨肉就是5000吨水。随便把饭倒了，大吃大喝，相当于浪费了很多水资源。
燃油税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燃油税税负至少应达到3、4元才能起到节能减排的价格杠杆作用，才能给人们足够强的节油信号。这样算下来，当前的含税油价应该达到10元/升才比较合理。如果太低的话，则促进节约的目的达不到。”立即，倪维斗的这种观点遭到了身边很多开车人的质疑。
身边有人提出：一方面，开征燃油税无非是想取代养路费，而养路费作为准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现在再让公众来承担其高税负，显然是说不通的；再者，用燃油税来代替养路费，其根本目的是想通过费改税，来减轻公众的经济负担，倘若燃油税实施高税率征收，比原来交养路费时的负担还重，就失去了费改税的初衷和意义；最后，也与国民收入不相符。
针对这些人的质疑，倪维斗说：“根本就不应该把养路费和燃油税放到一起谈，原本就是两码事，如果放在一起，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把好多历史问题牵涉进来，譬如说收费站，那就引出人员安置、1元钱1升油的税怎么‘瓜分’等一系列问题。征燃油税本质上就是，稀缺物资就是要高价，解决石油稀缺的问题。”
倪维斗说毕竟开车的是少数人，多数人还是草根阶层，应该考虑多数人的利益。
与年轻人：为体力而争
记得有一年重阳节，学校组织学生们穿上厚重的衣服，束缚各个关节，并称这套装备为“老年装”。目的是让学生体验一下老年人生活的不便，普及尊老的美德。
76岁，已经步入老龄阶层。但倪维斗却显得“很年轻”，不仅是心态，还有体力。
掰手腕是倪维斗的特殊爱好，而且对象都是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正值20岁的黄金年龄。有学生说，“倪老师在我们眼里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的老师”，他喜欢和学生掰手腕，“那次我们从十多个学生里推选了一个从农村来的力气最大的同学和倪老师掰手腕，结果是平手。”
“我喜欢掰手腕，但现在很少掰了，毕竟人老了，骨头比较脆，怕掰断了。”谈到体育锻炼，倪维斗兴致盎然。
1950年到1988年，“早上5：30起床，跑3000米，夏天游泳1000 米”是倪维斗的锻炼项目。但1988年，他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除了繁重的科研任务，更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但仍然坚持锻炼。现在从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也坚持早晨锻炼，只是跑步改成了健步走。
倪维斗的办公室里有一样物品与满屋子的书格格不入，那就是哑铃，除了固定跑步，倪维斗还会忙里偷闲随时锻炼，在办公室里举哑铃就是其中的重要项目。
“私人花园，私人游泳池，还有他自己私人的林间小道。”这是倪维斗对学生炫耀的成本，“估计大概有五、六十亩地，有山、有水，有湖。我想，任何一个大款，也很难有这么一大片地方。”
后来，学生们发现，导师口中的私人花园只是清华大学的花园。“每天六点半以前去，基本上没什么人，大声唱，快步走，没人管，像私人花园一样。”倪维斗说。
在与学生“争”体力的同时，倪维斗也在与自身做着斗争。
一直以来，尽管身体健康，倪维斗都在等待医生的一份诊断。他的家族有糖尿病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倪家就不断有人发病。兄弟四个，除了他，其他三人全都得了糖尿病。“我们校医院的那些大夫们，老怀疑我有糖尿病，所以每次检查，不仅仅检查血糖，还有另外一种附加的检查，很仔细。”但时至今日，医生们却没有发现一点症状。
76岁的倪维斗，没有一颗老年斑。从清华的教授到副校长再到德高望重的院士，他说：“清华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已经超了。”
与命运：为生存而争
1932年出生，经历过战争、解放、“文革”、改革开放，曾经在炮火中与亲人失散，曾经扒火车皮逃难，曾经两度留苏却报国无门，曾经蹲牛棚学插秧，直到46岁才真正开始自己积累学习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倪维斗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就像电影里的蒙太奇一样，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我生在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父亲爱国，抗战时在战地服务队运送物资。妈妈带着我们四兄弟住在上海。等父亲在湖南衡阳稳定后，让我们去找他。”倪维斗说，当时他十岁，这是他第一次经历苦难。从上海、宁波、宁海、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行程三个月，走路，坐小船，各种交通工具都用过。
第二段，逃难。
在湖南住了一段时间，湘桂战争爆发，倪家被迫从衡阳到桂林到柳州，在经过贵州的山区去贵阳，历时半年。
“本来在衡阳妈妈给我们生了个小妹妹，当时刚一岁，逃到一个小火车站，火车停了3个月没有开，大家都在那等。7月份很热，很多人都生病，霍乱蔓延。”倪维斗说，小妹妹就不幸夭折了，“我和哥哥拿了个锹，沿着铁轨走了100米，用席子一裹就把她埋了，当时都不敢走太远，怕突然火车就开了。”“当时火车分六层，顶上一层，行李架上一层、椅子背上一层，椅子上一层，地板上一层，火车底下一层，我们就呆在车底下，用铁丝、沙包等把木板绑在火车底下弹簧的位置，再住上面。”
1945抗战胜利，从重庆回到上海，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念完高中，1950年考到清华，1951年留苏。临出发前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待了这批留学生，倪维斗说当时就一个信念，“好好学习，一个人在外学习需要几十个农民辛勤劳动来支持。”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习成绩几乎都是5分，并坚持把买书后剩下的助学金交给大使馆。
1957年回国，赶上国内的一系列运动。三年后，清华大学又有留苏名额，倪维斗又去了苏联两年多。1962年底，回来想建设社会主义，正赶上“文革”特殊时期，下乡劳动，野营拉练。“被分到江西鲤鱼洲劳动，双抢插秧，腰每天都是弯的，所以晚上睡觉时都会在腰下垫个枕头，反向弯曲，第二天就有正向弯曲的‘动力’。”倪维斗坚持了下来，他说那段劳动让他受益匪浅，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造就了他乐观的性格。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大好时光，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在46岁，也是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搞科研、教学工作，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做了一点工作。以前很多时间都‘蹉跎岁月’了。”这是一个古稀老人的肺腑之言。
（本文发表于《能源》 2009年1月号 总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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