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态系统(EE)。

EE研究的第1个主题有关其定义。EE定义主要有2个。第1个认为EE由领导者、文化、资本市场和开放的用户等独立元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强调各主体的相互依赖与共生性(Adner 2017)。第2个强调系统性，聚焦在行动者行为一致性、位置和多维度联系(Spigel 2017)。目前广泛接受的12个EE元素：政府政策、文化、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具有冒险精神的组织、教育、基础设施、产业集群、网络、支撑服务、领先用户和领导者(Spigel 2017)。不同元素对EE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Habersetzer 2016; Shearmur and Doloreux 2016)。未来研究方向是从市场化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风险资本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对EE分类或其相互连接性进行解释。

第2个主题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检验企业家生态系统内主体间互动，也即网络视角，又可分为创新/绩效和互动2个方向。创新/绩效方面，一般认为网络与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关系，互动方面，近来尤其关注参与者连接到核心行动者或平台如何形成新的互动或组合，实现整个系统的价值创造(Adner 2017)。具体地，共同工作的历史是否对合作意愿产生影响，若有影响，那么主体间先前的关系及持续时间，以及这些关系又如何影响企业家系统内相互依赖性。

第3个主题关于制度，尤其关注政府在企业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此外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企业家文化等如何影响主体间关系值得关注。

第4个主题有关动态性，即系统结构如何支持和加强生态系统的创造。其中一个方向是结构元素。Adner (2017)提炼出行为、主体、位置和连接等4个结构性元素，并关注破坏性力量如何冲击了在位企业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改变了整个系统内相互依赖的主体间关系。第2个方向是竞合策略。竞合策略和竞争网络间联系，以及在位企业和焦点企业间联系如何平衡竞争与合作间力量，进而促进各主体关系的演变。

近来城市企业家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实践主要是将培养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本地经济发展战略。培养路径包括本地环境、文化、社会和物质等企业家生态系统(简称EE)的重塑。EE包括市场可进入性、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技能、金融、制度支持系统和创业指导计划、政府和管治框架、教育和培训、高等教育机构和文化支持(Stam, 2015)。EE不同于集群、创新系统和工业区等概念，她更强调企业家在合作开拓市场和产业的作用 (Brown et al., 2017)。在政策上，她强调中介组织，如孵化器、技术转换中心和研究中心等(Malecki, 2018)。

Ross Browna and Suzanne Mawson(2019)对企业生态系统(EE)做了批判性地评论。EE起初用来比喻本地商业环境的作用(Moore,1993)。通过将企业家精神置于中心，EE概念已成为分析本地经济的一个系统机制(Isenberg, 2010,2014)。与“集聚中心”概念(Martin and Sunley, 2003)相伴的，最近又兴起“fad”(Martin,2015)。EE不仅是学术概念(Malecki,2018)，而且是实践工具(Isenberg, 2014; Spigel, 2017; Stam, 2015)。EE概念的兴起反映的是本地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的重视(Feldman, 2014; Feldman and Lowe, 2018;(Schäfer and Henn, 2018)。在EE动态性上已有很多证据 (Cavallo et  al. 2018; Malecki, 2018)，但少有研究检验这一概念公共政策的本质 (Alvedalen and Boschma, 2017)。目前，类似生态系统的隐喻只是对企业家精神再语境化的一种语言转向(Welter et al.,2019)，有助于概念化创业行为(Bjursell,2015)。一些学者认为这种隐喻提供了“企业家精神有关个体和集体行动的更大视野”” (Audretsch et  al., 2019, 316)。但也有不少质疑声音：忽略了创业主体能重置EE这一本质(Roundy et al., 2017;Kuckertz, 2019, 1)；过度强调均衡和连续性，忽视突变和动态性(Isenberg, 2016)；EE是人造系统而非自然系统(Alvedalen and Boschma, 2017, 890)。EE概念不清晰的一个来源是存在大量相似定义，混淆了其核心元素(Spigel and Harrison, 2018)。一个广为接受的较为精细的定义是“一组互相关联的创业主体、制度、创业组织和创业过程，在本地创业环境下通过正式非正式的连接和彼此适应，调整创业结果” (Mason and Brown, 2014, 5)。诸多定义一致假定企业家行为是变化着的主体的核心，且众多主体在空间上、关系上和社交上相互交织。

生态系统的隐喻在创新和管理学者中应用广泛 (Adner, 2017)，或许应用的广泛造成了定义的模糊 (Brown and Mason, 2017; Spigel and Harrison, 2018)，Spigel(2017)用雨伞来刻画企业家精神地理学领域众多的理论视角。一些学者试图理清EE与已有概念的关系， Spigel and Harrison (2018)声称EE吸收了集聚理论3个核心原理：其它企业的存在是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外知识是重要的；邻近有利于企业竞争。而对于EE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Alvedalen and Boschma, 2017; Brown and Mason, 2017)，区域创新系统强调制度主体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本地行动者网络如何实现创新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Alvedalen and Boschma, 2017, 892)。此外她还强调企业和其他主体的地理邻近和关系嵌套在默认知识和产生创新方面的重要性 (Maskell and Malmberg, 1999)。EE与区域创新系统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这点上。尽管根植于熊彼特式创新，但关键性的企业家精神却并非区域创新系统中心。比较下来，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EE究竟能给我们理解创业过程带来哪些新的经验和概念价值。

尽管存在模糊，但对于EE的核心部分大家认识一致，这体现在大部分经验研究都关注EE功能的测量和背后驱动力(Cavallo et  al., 2018; Goswami et  al., 2018; Malecki, 2018).早期Isenberg(2010)提出了刻画EE的6个方面：政策，金融，文化，人力资本，支持和市场。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方面仅是要素的罗列，而非解释因果关系的机制 (Stam, 2015, 1764)。而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要素是重要的区域之锚，有助于知识生产和商业化((Bailey et al., 2018；Colombelli et  al., 2019)，这里的经典例子是这些区域之锚对前沿技术和中小企业创新的研究 (Block, 2008;Block and Keller, 2009)。有些学者指出EE经验研究过于关注特定主体，而忽略了主体间关系，比如网络失灵，即一组完美的主体组合却未能有预期产出，将关系校正对能缓解这种网络失灵(Brandt et  al., 2018, 289，296)。同时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主体，如商业孵化器、加速器和银行，在EE研究中受到了较少关注(Hochberg, 2016)，这与他们在联系初创企业、新投资者和顾客间的重要性上不匹配。不同加速器间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他们在不同背景下的显著分化(Brown et  al., 2019; Gonzalez-Uribe and Leatherbee, 2017; Goswami et al., 2018)。除了检验某些制度主体的重要性，一些文献还探讨了这些制度主体间如何关联以培育企业家精神。早期的研究注意到少数快速成长或称为独角兽企业((Napier and Hansen, 2011;Acs et al., 2017)的重要作用，通过“示范效应”和一些大企业的某些部门通过拆分来体验式学习这些企业等形式促进新企业的诞生(Brown and Mason, 2017)。另一类过程是交易者的作用，一般是以前有信托关系的企业家或律师，他们为新企业家提供无价的指导，为新企业家搭建关系以促进新企业的诞生 (Clayton et  al., 2018; Feldman, 2014)。社会网络分析法有望加深对行动主体间复杂关系和进程的理解(Neumeyer et al., 2018)。当前EE研究中还有一个不足是缺乏动态或进化论的视角。已有一些研究试图分类EE(Brown and Mason, 2017; Spigel and Harrison, 2018)，这类模型提供了不同原型的有用的分析快照，但未能全面捕捉EE如何发展演化。尽管企业级生命周期模型过于线性和简化 (Levie and Lichtenstein, 2010)，Mack and Mayer’s (2016)对美国凤凰城的研究仍然采用生命周期模型演示政策的演化进程，他们发现在EE生命早期鼓励更多的具有创业精神的新成员非常重要，而在EE成熟阶段，发展与其它生态系统的网络和联系则更重要。类似地Brown and Mason (2017)指出公共政策在新生的胚胎期的生态系统时最积极，但他们并未展示这一政策的演化过程。政策领域，传统上，工业政策的理性体现在对市场失灵的调整(Schrank and Whitford, 2011; Stam, 2015)。从EE视角看，公共政策的理性体现在系统失灵或网络失灵(Stam, 2015;Brandt et  al., 2018)。但Stam (2015)指出EE更强调企业家而非国家的中心作用。Isenberg (2016)则认为政策制定者们由于创造误解(creation mistake)而误解了EE概念的本意，政策制定者常有意曲解EE，将特定制度主体(诸如导师网络和孵化器等)与生态系统本身合并，而这些主体实际上是自组织和自我持续的，故不会受到外部政策的影响，强加的干预可能产生副作用破环它们自身平衡 (Colombo et al., 2019)。政策制定者对EE的定义模糊，大部分聚焦在创新和创业内涵上，而政策实施上主要帮助企业实现稳定的增长，关注于特定主体而对主体间联系关注不够。已有的实践经验显示公共部门的干预通过贷款、资助和引导可有效催化初创企业，但在提高网络连接度上效果较差。总体上EE政策可分为3类：紧急型生态系统，公共部门主导，目标仅局限在初创企业；发展型生态系统，涉及一些公私合作计划，同时注重稳定增长；高级生态系统，中介组织复杂，政府只是中介组织的一员。对未来EE政策， 他们提出要关注主体间协作，政策需结合本地实际，具体对紧急型生态系统，重点要保证企业主体对信息、联系和资源的可达性；发展型生态系统应避免交易性资助(基金、税收激励和贷款优惠等)，而应重在提供有助于构建主体协作网络的支持；高级生态系统重在帮助主体的多尺度连接。

企业尺度：自雇佣者、技术领导者企业、技术追随者企业等3种环境。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 et al(2019)认为技术提供了多个创新机会，但“特定资源环境”具有选择作用，可能阻碍或促进原始想法向创新产出的转化。他们区分了3类创新：市场、技术和混合，3种知识源，包括企业R&D，企业运营和商业活动和大学知识，研究自雇佣者、技术领导者企业、技术追随者企业等3种环境与知识源间的交互如何影响不同类型创新产出。对意大利的案例分析显示，源自运营和商业活动的知识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比源于企业R&D和大学的知识源都要大。自雇佣者环境对原始想法转化为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最显著，技术追随者企业次之，技术领导者企业最弱。这意味着大资源和知识池也可能阻碍原始想法向创新产出的转化，且开发环境选择作用的强度还与激发原始想法的知识源的类型有关。

外 部 支 撑 系 统要 素主 要有 6 类 :国 家 科技 环境 、 相 关 政 策导 向 、 金融环 境 、 科技 技 术 人 才 市 场 、 市 场 和 用 户 、 行 业 竞争 者 。①国家 科 技 环 境 。 主 要 指 国 家 技 术 硬 件 、 软 件 的状 况 , 技术 基 础设 施的 情况 。 它 决 定着 行 业形 态 、产品 形 态 、 市 场 竞 争 形 态 、 经 营 管 理 可 利 用 技 术 形 态 , 它 是外 部 支 撑 系 统 中 最 基 础 的 要 素 , 包 括 各 种 类 型的 知识 、 各 类 科 技 人 员 、 科 研 机 构 和 其 他 技 术 服 务部 门等 。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的 高 低 高 度 依 赖 于 所处 的科 技 环 境 , 在 一 个 良 好 的 科 技 环 境 中 , 企 业的 技 术创 新 能 力 能 够 被 更 大 程 度 地 激 活 , 企 业 就 可能 充 分利 用 现 有 的 技 术 知 识 储 备 , 研 制 开 发 出 具 有 更明 显竞 争 力的 产品 。 ②政 策 导 向 。 是 指 企 业 所 处 的 地 区 以 及 由 此 而 引 起的 地区 性 和 国 际 性 的 各 种 优 惠 与限 制 性 政 策 和 法 规 , 它是 企业 创 新的 边界 线 。 ③科 技 人 才 市 场 。 指 国 家 在 相 关 领 域 的 科 技 专 家人 才 的数 量 和 质 量 , 科 技 人 才 市 场 的 完 善 是 企 业 创 新发 展的 动 力 。 ④市 场和 用 户 。 在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 市 场 是 企 业生 存 和发 展 的 基 础 和 前 提 条 件 , 是 企 业 创 新 的 源 泉 。 ⑤行 业 竞 争 者 。 行 业 竞 争 者 的 状 况 决 定 了 市 场 的 竞争 特征 或 合 作 特 征 , 为 企 业 创 新 提 供 信 息 、 寻 找 突破 口 。 ⑥金 融 环 境 。 企 业 进 行 的 创 新 活 动 是 一 项 高 风 险 和高 收益 的 活 动 , 需 大 量 资 金 的 投 入 , 企 业 内 部 的资 金 是有 限 的 , 而 更 多 的 创 新 费 用 应 该 来 自 外 部 的 金融 市场 , 因 此 , 金 融 市 场 是 企 业 融 资 能 力 的 客 观 基础 (张学文 张 平 杨省贵 崔国瑞,2001)。创新体系的外部环境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所有 者和供应者、 消费者 、 竞争者等市场环境;大学和 科研机构 、 中介机构 、 政府等基础环境 ;金融、 法 律、 文化等制度环境 （李相银 , 杨亚平，2002）。

党印（2012）认为，内外部治理塑造了公司的运营框架，公司在该框架下进行决 策，创新只是一系列决策的产物，因此对创新的分析应基于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公司治理按范围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前者指公司内部股东、董事、经理等决策主体间的 博弈均衡，后者指公司外部证券市场、银行及法律制度安排等。总体而言，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有两方面: 一是创新要素，包括资金、自主权、人力资源; 二是创新战略，主要是激发经营者为企 业创造财富 ( 华锦阳［39］，2002) 。从各部分来看，治理的不同方面对创新均有影响，包括股东与股权 结构、董事会、高管、负债、控制权市场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等。外部治理包括控制权市场、债务约束和投资者保护水平。控制权市场通过接管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施加影响。现有文献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Holmstrom［91］ ( 1989) 认为，来自控制权市场的接管压力将对管理层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加大研发力度，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保证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Atanassov ［92］ ( 2007) 用两种理论描述接管压力与经 理创新态度的关系，分别是 “安逸生活观”和 “短视观”，前者指若没有接管压力，经理倾向于过安 逸的生活，对新技术关注乏力，不利于创新; 后者指接管压力使经理只关注短期项目，不注重对长期 项目的投资，也不利于创新。作者以美国 1976 － 2000 年的 10110 家公司为样本检验以上两个观点， 发现接管压力与企业创新活动正相关，现实情况更符合 “安逸生活观”。二是负相关。Pugh 等［93］ ( 1999) 认为当市场上出现接管要约时，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将不履行特定的投资合约，因为他们预期 接管者将变更管理层，并向他们寻租，这将打击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公司采取了反接 管措施，研发支出将趋于上升。Long 和 Ravenscraft ［94］ ( 1993) 认为，接管发生后同样不利于企业创 新，因为接管后的重组过程将占用管理层的大量精力。三是非线性关系。Sapra 和 Subramanian ［95］ ( 2011) 研究认为，公司的创新活动与外部接管压力之间存在 U 型曲线关系，这是因为来自股东的监 管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更高的监管强度降低了创新对接管压力的敏感性。他们认为，创新来源 于完善的控制权市场和严格的反接管法。负债与股票是公司的两大融资来源，由于拥有的权力不同，二者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治理性质。债 ·68· 权人希望得到稳定的现金流，但对公司的监督渠道有限，因此多倾向于给固定资产项目贷款。股东希 望高收益，并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影响公司决策，因此愿意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项目提供资金。从企 业角度来看，负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两类观点。一是有利于技术创新，如 Klemm 等［96］ ( 2004) 认 为，在英国，与没有报告研发支出的公司相比，报告该支出的公司拥有了更多的负债，也即负债与公 司研发支出正相关。二是不利于技术创新。如 Mayer ［97］ ( 1997) 认为，研发支出会减少当期利润， 过多的负债使经营者盈利压力过大，因而经营者没有积极性加大研发支出。Hosono ［98］ ( 2004) 运用 1987 － 1998 年日本制造业数据，发现银行贷款占总负债比重与研发活动负相关。Yasuhiro 等［61］ ( 2011) 发现，大公司的部分研发投资来自于贷款，而自有资产有限的公司，杠杆比率越高，研发投 资就越少。夏芸、唐清泉［71］ ( 2008) 也发现，负债水平越高，研发支出越少。投资者保护对技术创新的观点有两类，一是有利于技术创新，如 Hillier 等［99］ ( 2011) 将现金流 视为研发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发现研发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可以由有效的投资者保护、金融体系 发展、公司层面控制机制等加以减轻。Xiao ［100］ ( 2011) 认为，投资者保护可以确保外部股东的利 益，规范经理的行为，从而减少投资扭曲。他运用 45 个国家 1993 － 2008 年的 6000 余个观测值，研 究发现，如果某企业投资不足，则研发支出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升而增加，如果投资过度，则相反。 如果投资者保护从最弱升至最强，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其研发支出与账面资产的比率将上升 2. 6% － 6. 3% ，对于投资过度的企业，该比率将下降 1. 1% － 2. 3% 。同时，股东权益保护程度越高，研发 支出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越低。总体而言，加强投资者保护可以提升企业研发投资的效率。二是不 利于技术创新，如 Belloc ［101］ ( 2010) 考察了 48 个国家 1993 － 2006 年的数据，发现投资者保护越强、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有利于股票市场繁荣，但是创新活动越少。原因是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 越可能压抑而不是鼓励有价值的公司生产活动，因为它允许小股东对大股东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基于 专用性投资的创新活动往往会遇到这种问题。

展望：指出目前对反向关系及第三方因素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假设治理对创新有影响，然后寻找各种 变量进行验证，但很少重视创新可能反过来影响治理。Aghion 等［17］ ( 2005) 指出，成功的创新可以 改变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改变创新的压力，也即这里存在内生性问题。另外，政治、文化、法律等 第三方因素对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均有影响，在研究中要么被忽略了，要么以控制变量加以处理，应 寻找新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公司，有利于创新的治理特征是不同的，进一步研究应 注重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公司在治理实践中的结构性差异，区分出对于特定行业和类型的公司，哪种 治理实践更有利于创新。

来源： https://d.docs.live.net/42d3c22e6e86819e/创新环境.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