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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关于我国科研创新的好文章

已有 5165 次阅读 2011-9-1 12:33 |个人分类:评论杂谈|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创新, 科研, 基金, 饶毅, 好文章

《华尔街日报》近日陆续发表了两篇反思中国创新政策与创新体制的文章,观点犀利,很有启发。特转发过来,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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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
http://cn.wsj.com/gb/20110901/opn095615.asp

国2006年发起的自主创新计划给世界科技巨头敲响的警钟,超过了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的其他任何政策措施。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一篇报告甚至把这一计划称为“一份以空前规模盗窃技术的蓝图”。自主创新计划的目标是让中国加快速度上升到科技阶梯的更高端。通过多种机制(比如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把尖端技术和研发实验室转移到中国),这个计划本来应该是有助于中国企业消化、吸收外企开发的自有技术并进行再度创新的。

人们对自主创新计划的几乎所有评估,都把它界定为一个有输有赢的设想──赢的是中国,输的是外国跨国公司。但我们的分析说明,自主创新政策对中国自身也起到了反作用。它并没有诱导科技巨头以更快速度把尖端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而是产生了刚好相反的作用。

今天中国大约有1,000家外资所有的研发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几乎全都是首先注重将国外形成的创新成果进行本地化改造,而不是针对全球市场开发尖端科技和产品。

科技企业高管急于利用中国人才的质量和规模。但考虑到这些自主创新措施,他们不相信在中国从事尖端研发是安全的。

跟印度比较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印度没有类似于自主创新的规则。另外,政府也满足于在允许企业设立研发设施的同时,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它们与本地合作伙伴等分享技术。

这 些政策差异似乎对企业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想想,2006年到2010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获得专利最多的10家美国科技巨头分别是:IBM、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惠普(Hewlett- Packard)、美光(Micron)、通用电气(GE)、思科(Cisco)、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博通(Broadcom)和霍尼韦尔(Honeywell)。

这些公司中有一半似乎并没有在中国进行任何重要的研发工作。2006年至2010年,其中五家的中国子公司均未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相比之下,这1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印度开发出来的创新技术或产品未获得专利。

对这些公司来说,印度还证明有更加“肥沃的土壤”。这10家科技巨头在印度的实验室共获得1,119项专利,比位于中国的实验室同期获得的886项专利要多。

在公司层面上,两国的差距则更为惊人。在这10家公司中,有七家的印度实验室比中国实验室获得了更多专利,在印度和中国的专利总数分别为978项和164 项。只有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强劲表现才拉高了中国实验室的专利总数,这两家公司中国实验室共获得了722项专利,而在印度获得了141项专 利。

微软和英特尔的例外很能说明问题。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微软和英特尔都在全球个人电脑行业的技术平台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由于应用 软件要在这些平台上运行,微软和英特尔不必太担心竞争对手剽窃其技术。尽管潜在客户的软件盗版行为令人担忧,却基本上是一种短期挑战。简而言之,微软和英 特尔把中国变成其全球研发中心,恰恰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不必太担心自主创新带来的不利后果。

鉴于中国对印度看似有三个主要优势,两国研发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惊人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印度的三倍以上,中国的市场比印度的大得多。此外,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比印度高三倍,中国的博士生也比印度多得多。

然而,中国政府却成了绊脚石,因为政府从错误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本应该为这些公司创造一个培养世界一流创新者的友好环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试图从外国公司取得技术。

当 一家技术巨头在北京或班加罗尔这样的新地点设立研发实验室时,有95%以上的研究人员是从当地聘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人员离职,利用他们获得的 经验知识成立新公司或加入其他公司(常常是当地公司)。这类人员“溢出”是推动硅谷这样的创新之地发展的关键,甚至比分享具体的技术重要得多。

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它需要有敞开的大门、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需要不偏向中国公司──这些政策恰恰与北京目前实施的一些自主创新措施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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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创新中心吗?
http://www.21fd.cn/a/yijianzhongguo/2011/0805/31725.html

几乎每周都会有报纸头条宣称中国在创新竞赛中就要超过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了。这些报道的内容无非就是中国提出的专利申请数量正在上升,中国正在出口高科技产品,西方国家注定要失败等等。


  但现实却很不一样。中国确实在创新领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看来很多学者混淆了投入和产出两个概念。


  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投入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1.1%上升至2010年的1.5%,到2020年 这一比例应该能达到2.5%。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5.0%上升至2010年的12.3%,仅仅排在美国的后面。美国的 比例一直稳定在34%至35%。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透露,中国在科技研究领域投入的人力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


  乍一看,中国创新的“产出”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透露,中国发明人在2008年提交了203,481项专利申请。这一数据令中国成为继日本(502,054项申请)和美国 (400,769项申请)之后创新力第三强的国家。


  然而实际数据并不如呈现在眼前的多。超过95%的申请都是发明人在中国国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创新”只是对现有设计的小修小改。在很多其它情况下,中国专利申请人是在国内对一项外国发明提出专利申请,目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起诉外国发明人侵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承认 外国专利。


  另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在中国境外被认可的发明数量,即中国发明人向全球重要专利办公室即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专利受理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或被上述机构授予的中国原创发明的数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就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了。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看看三重(triadic)专利申请或被授予专利权的数量。所谓“三重”指的是就同一项发明分别向上述三国专利受理机构提出专利申请 或被三国机构授予专利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透露,2008年(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新数据)中国只提交了473项“三重”专利申请,美国 有 14,399项,欧洲有14,525项,日本有13,446项。2010年上述三国专利受理机构授予的专利权数量大致也反映了相同的情况。


  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占世界的20%,GDP占全球总量的9%,研发支出占全球的12%,但向中国境外的任何一家重要专利受理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或被其授予的专利权只占世界的1%。此外,中国原创专利中有一半是授予外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


  创新投入和产出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创新不仅需要新的努力,还需要已有知识的丰富储备。作为科技前沿的新手,中国的机构将需要数年时间建立必要的知识储备。


  但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政府为研发项目拨经费的流程依然高度政治化且无效率。决策者明显倾向于政府各部门支持的大型项目,对研发项目的拨款基本是基于政治影响力和关系,而非科学的同侪考评。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最近在为《科学》(Science)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道,为了获得几千万到几亿元的研究 经费,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和阻碍创新。


  严重困扰中国科研文化的因素还包括重量不重质、以及使用本土而非国际标准来评估和奖励科研成果。结果不仅导致渐进主义蔓延,还造成学术欺诈盛行。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 2009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部30,078名受访者中有半数都知道至少有一位同事曾有过学术欺诈行为。这样的文化阻碍着严肃的探索并且浪费资源。


  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另一个严峻挑战,因为它强调的是死记硬背的学习、而非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微软在北京开设了规模仅次于华盛顿雷德蒙研究院的全球第二大 研究院,但微软意识到,虽然其招聘的毕业生很聪明,但在从事科研时太被动。通过要求每个中国新员工提出自己想做的项目,微软的研究总监们试图解决这一问 题。但中国的科研实验室普遍都是遵循自上而下的体系,微软的方法是个例。


  是的,中国在电信科技等一些领域正快步前进。但是整体来看,中国在成为全球创新大国之前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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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两篇文章,感触如下:

(1)科研GDP主义非常严重,中国的创新有其名,而无其实,科研甚至成为了一种生意和买卖,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很难搞出来。

(2)中国企业和经济体系,没有提供创新的动力,没有创新的有效回报机制,同时缺乏对创新利益的保护机制,这些是企业创新停留在“山寨”阶段的根源。

(3)外国作者提到中国教育,我看更多的在于中国文化,我们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从文化上禁锢了创新思维,这一点是最可怕的。从文化上不尊重创新,不敢创新,甚至害怕打破传统,这是需要长时间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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