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导师 Paul 突然去世了。震惊之余，觉得应该写点回忆悼念的文字。

一辈子可以称作导师的人不多。导师是在人生中对你具有终身影响的人。

比较个人化的严格意义上的导师当然是我的学位导师：硕士阶段的两位刘先生；博士阶段的文理两位教授。导师的影响不仅是学问上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导师，人生之路就要完全改写。

摘自【立委围脖：先帝与方先生都可以称为导师】

今年春节，我给导师电子邮件拜年，附件有我和女儿的近照：

Hi Paul,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you! Time flies. Hair turned gray. Daughter is graduating，like bird flying away.
Tanya is almost 18 and going to college in the fall. Best

他的回复：

Hi Wei. Good to hear from you. Yes, time does pass quickly, ever more quickly. At least you have hair. My body is starting to show signs that it is time to slow down. Great that you have a successful daughter.

Paul 祖籍爱尔兰，留着络腮胡子，眼光深邃，有点像青年马克思，是个智慧而不苟言笑的人。Paul 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是他的 RA 资助把我带到了加拿大温哥华，为此我们全家永远心存感激。没有 Paul，我和领导不会移民加拿大，我们的女儿也不会在温哥华出生，我们全家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另一条道路，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我们对走过的道路和当下的生活状态总体满意，感恩就是自然的归宿。

早在我留学英国之前，我与 Paul 就有了联系。他当时刚做 faculty 不久，正在物色研究生候选人。不久我就去英国了，与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住在离学校很近的欧洲最大的贫民窟里。不到一年，两次白天被抢，宿舍和办公室先后遭窃，夜间常听到帮派之间火拼的枪声，外加野狗横行的惊吓，感觉非常恐怖。 于是想到与 Paul 联系转学的事宜。

当年欧洲最大的贫民窟，曼城市中心附近的 Hulme

Paul 听说我对英国不满，很高兴。当时正好赶上我们这个领域的国际会议要在法国举行，于是约好在会议期间见面详谈。这个非正式的面试是由他请我和领导吃的晚餐，随后一同游览了小城的城堡。

 
未来的导师 Paul 请我和领导吃晚餐 (1992 年在法国 Nantes 小镇)

领导在 Nantes 小城的城堡留影（1992）

1992 年在法国 Nantes 小镇

英吉利海峡，领导在去法国的轮渡上（1992）

Paul 对我这个未来的学生非常满意，回到加拿大就积极准备我的转学 SFU 工作。当时他刚拿到一个研究项目，于是决定给我两年 RA 的 offer，并且一直跟我强调温哥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五个城市之一。此后的过程一切顺利，我们于 1992 年年底来到了天堂般的温哥华，远离了噩梦一样的英国生活，开始了全新而漫长的留学生涯。记得来温哥华不久，还下了一场雪，从我 们居住的公寓往后面的森林望去，一片洁白。我和领导不敢相信这样的美丽景色和整洁安详的环境，非常欣慰。

 
我的两位导师，语言学导师 Paul 为主，电脑系的教授 Fred 为副

 
步入中年的博士生立委（摄于SFU山上）

来到温哥华，一切按照导师的安排开始选修研究生课程，好像我以前在国内的三年硕士不存在一样。在我们这批出国的人中，这种现象很普遍：国内的硕士经历对于取得奖学金和教授的资助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学分是不能转到这边的博士项目来（至少我没听说多少成功的案例）。这就意味着还要五到六年才能拿下博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实践证明这不总是能做到的）。在国内硕士以后我还在中关村做了四五年的研发，出国后又在英国被文化冲击和强盗野狗耽误了一年。本来一直总是班级年岁最小的“小立委”，经不起这么一来二去，到加拿大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三十不立。但这在当时根本不是问题，我的中国同学大多如此，而且很少见到比我运气更好的，一来就有了导师两年 RA 的全额保障（当年全额奖学金或者RA是一万五千加元，维持生活没有问题）。

 
在SFU校园与本系中国同学合影

我本来以为 RA 需要给导师干点儿活，结果 Paul 从来对我没有要求，等于是白拿他的资助（其实我心里更愿意做一些研究工作）。记得他只指派我帮助审阅过一些会议论文，除此之外，他交待我好好上课就好了。语言学的课程对我不是负担，文科的系也不像理工那样课业繁重，日子过得很轻松。那几年，到了周末就与领导一起乘坐公共汽车把大温哥华地区的每个角落玩遍，自得其乐。

Paul 当时有我们三个学生同届（还有一位中国同学找到工作就提前离开了），我的师姐来自德国，师妹来自澳大利亚，三人的素质都不错。作为年轻教授，他有能力从全世界招收到资质上乘的研究生，他很满意。Paul 是极有性格的爱尔兰人，寡言和不怒而威在学校很出名。Paul 虽然平时显得严肃寡言，实际上非常喜欢聊天。每个周三下午，他都带领我们三个弟子到大学的酒店里去喝啤酒，听他神聊几个小时。我虽然不大能插上话，但是很喜欢与导师和师姐妹围坐一起的那种温馨随意的气氛。每次我都点导师点的那种啤酒（忘记牌子了），可与德国啤酒节上的生啤媲美，沁人心脾，非常享受。Paul 的神聊漫无边际，我的师姐最懂与他呼应，最默契，师妹也能搭上话，就数我最窝囊，只有默默点头喝酒的份儿。文化差异这种东西，并不因为语言能力的改善而有大的改观。好在当时他对我很欣赏，我也就不觉得尴尬了。

Paul 说他自己的经历很有意思。你们知道么，我一直到大学都是个野孩子，所有坏孩子做的事情我都做过，偷窃、吸毒，不一而足。我们是嬉皮的一代，从来不循规蹈矩。不过，我与我的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比他们都聪明。所以，我做坏事从来没有被抓住过，不等警察来抓，我早跑了。而我的那些伙伴没有不进局子过的，有的是常入常出。这样混到20多岁，突然有一天我觉得玩腻了，我就跟自己说，我要做 academics，于是我就开始做学问了，然后就成了教授。

Paul 说话喜欢夸张跳跃，造成惊异的效果。我们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极端自豪自负的情绪。他给我们创造的形象是，他无所不能。后来我才逐渐发现，他当然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单凭聪明，他也走不通教授的道路，特别是在本校毕业留下来做教授的这种西方忌讳的路子。他善于寻找机会，绝对不是死读书那种。他的语言学博士论文虽然艰深而偏门，但他没有忘记在写纯语言学论文那几年中，“业余”发展了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和编程的技能，同时帮助组建了学校的计算语言学实验室。他后来答辩完留校做 faculty 也就顺理成章了。他是实验室的开创人啊，手里有项目有钱，加上他新发展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方向，使得他在系里的地位从一开始就稳稳在上。过了没几年，就开始代理系主任帮助很多系里的管理工作，这是从外面聘来的如履薄冰的初级教授无法开创的局面。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导师 Paul，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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