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的使用，至少在对人的使用方面，洋人的管理要强于国人的。 这其中的原因应该去深思。应该说对这样的问题，国人的见识还很差，因为落后的缘故。同样，对转基因研究的体系的建设、规范的思考，也弱于洋人的。这就好比是在没有P4实验室的条件下要做某些高风险的实验一样，是一种比较可怕的事态。这是说人们的心态问题，既不是研究，也不是大规模使用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也是人的心态问题。所谓反转派往往不是说反对研究工作，而是反对“转基因”在课题申请书上写成研究意义的那一部分思考。换言之，就是反对实用化。为什么“转基因”的人们要说实用化的问题呢？还是在于用（市场）利益来诱导对科研的投入这种思维模式。因为这个档次的研究就是以用为立足点的，所以否定了应用的可能性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类研究的存在意义。

妥协点在哪里？有个说法是不冒风险就赚不来钱，冒高风险才有高利益。这样想法，只要还是人，大约就无法放弃。尤其是对于落后者，如果想要超越先行者，冒险是个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另一类可能性是“转基因”的人不要说那么多的“有用”的意义，给钱的人也能给出比较充足的经费。而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反转派”的人多些宽容。因为反转派的人多是不做实事儿的人，他们不大知道做实事儿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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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