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高层分歧故事：国家最高科技奖有感里介绍了谢家麟获领导建设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背后”。科学网对谢家麟的介绍也很容易让人误解。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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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回国受阻而无奈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他接受了一项任务，研制一台高能电子束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量电子束流，打入人体内部杀死肿瘤细胞，治疗癌症。

一段，直接的读法就是以为将电子束流打入人体，而实际上则是用电子束流打靶产生高能辐射线（X射线），用射线来照射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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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由谢家麟领导的团队，硬是抢在了别人的前面，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并用于临床，在美国高能物理界引起轰动。

的表述也不合适。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是一个事情，而用于临床并不是谢老先生的功劳。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用于修饰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也不合适，“在美国高能物理界引起轰动”则更是无稽之谈。

如果用“妙在何处”来表述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的话，高完成度应该是个关键词。做物理实验的机器可以坏，但用于治疗的机器不允许中途掉链子。

正如刘老师所说的那样，“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典型的大科学项目，耗资巨大，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参加”。但人们对“大科学”的理解往往不到位。给钱的人并不在乎有什么（物理上的）重大发现。古今中外，历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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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得很有道理：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到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

“有”和“用”有时候需要分开理解。原子弹、氢弹这样的东西是要有但不能用的东西。

正负电子对撞机虽然是耗资巨大，但是肥水并没有流外人田。比如说电磁铁，比如说真空设备，都是通过这个工程国家的投入，使国内企业的技术提高了档次。高速的计算机技术，也可以通过搞这样的“科学工程”突破美国人的封锁，让美国人“特批”出售高性能的计算机。高频管的技术，也可以通过“引进”得以提升。做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为引进被禁运的技术、设备创造环境和条件。因为你为这种“无用”的工作投入了，人家就会给个面子。中国的第一家互联网，也是因为建造了正负电子对撞机而诞生的，因为国外的研究机关要共享北京对撞机的数据。恐怕那个时候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网呢。

有和用的结合是国人科技的一个弱点。结果就是净整些个没用的，投入的钱都耗掉了，都买了洋人的试剂和仪器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是加速器核心设备（速调管）的发明地，谢老先生那个时代里能在斯坦福读博士也是一个机遇、一个幸运，相当于买到了一个“原始股”。今天的人再去搞速调管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毕竟时代变了，“原始股”成了优绩股，升值的空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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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