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可以读解为饶老师的“牢骚”。这个问题应该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只要遵从事物发展的法则。如果说饶老师当年没有能够预料到今天的结果的话，要么是饶老师对其标榜的“探索性研究”的本性没有理解，那么就是对研究所的“生态”没有理解。

可以这样说：研究所是需要有针对性的、具体的研究方向和课题的组织结构，不适合于“不着边际”的、不好结题的、抽象的探索性研究。比如说：如果有个叫“美国研究所”、“密码研究所”的话，这样的所可以半永久性地维持下去。因为这些领域里，在明面上并不存在着什么“探索性研究”的思考。至于研究美国的什么，那就随意了。这是一类研究所，一般是装在大学里。

所谓“探索性研究”的“本家儿”，在今天也要数天文学、或者高能物理学的研究所了。一般人仅仅是看到了其探索性的一面，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其规划性和工程性的一面。因为其工程性的特点，“一个研究”就可以支撑起一个研究所。说得更简洁些，具有大型装置的研究所，乃是“正宗”的“探索性研究”的基地。这样的所，由于设备、预算的特殊性，被放在了大学之外。基本上是被叫做“国家实验室”，洋码叫National Lab。这里需要强调一下,Laboratory很多时候也被翻译成“研究所”。但这类“研究所”要比National Institute的组织和预算要大得多。而National Institute，至少在明面上、法理上，是负有具体责任和使命的，不适合于做所谓的“探索性研究”。比如说美国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属于商务部。不论这个NIST是否“挂羊头卖狗肉”，在明面（组织法）上，是不能说做“探索性研究”研究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名字就不正。正宗的科学领域的研究所，最忌讳的就是“什么什么科学研究所”的命名了。因为在语感上，科学与研究是“重叠”的——科（儿）学就是研究，研究就是科（儿）学。在科学院（社科院）和大学这两个研究体制尚未摆平的时期，创建这类新型的研究所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比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与科学院的生物物理所如何协调？与北清合建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如何协调？这些，尤其是后者，甚至可以说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凋亡的原因。从国家的全局看，后来的北清结构生物学中心完全就是重复性投资。从这个见识的档次，也看出饶老师们视野的狭隘。这个重复性投资得以实现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人们迷信于现代的“炼丹术”。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功力，绝对要被“科学的”炼丹术砍晕。对中高年忽悠治病、忽悠长寿，比对青年人忽悠民主都要奏效。“蒋科学”们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如何“唤起大众”热爱科学，而在于能让精英们知道、“识破”现代的“炼丹术”忽悠。

与探索性研究“生态”吻合的无疑是大学的生态。因为教育新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新一代人有探索的能力，因为他们要生活在未来、面对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饶老师们在创建“结构生物学中心”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这个行为正是在挖“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墙角呢？

探索性研究的“生态”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生态”的匹配性，需要有其他领域里的有识之士来鉴别。研究人员都“热爱”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如同一般人都爱自己的老婆一样。【编注：镜兄端地与众不同。一般人打比方，此地大概要用“孩子”（孩子是自己的好），或者“情人”（眼出西施的情人），最不济也可比作西瓜（王婆卖的那种），鲜有如此开领导玩笑的。】但是，这个爱与老婆是否漂亮是两个问题。不同年代里有不同的偶像，漂亮的偶像也会衰老。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也会象偶像们衰老那样，被“边缘化”。这个边缘化，也是这种研究所的DNA里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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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