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docx

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

基础科学以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球科学、逻辑学七门基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对于基础科学的定义，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自然界里的所有现象，虽然表面上都很复杂，可是它都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只要把最基本的原理抓住了，就找到了一个总的机关.科学讲究因果关系，自然界的种种“果”都是由不同的“因”所致.而基础科学好比是研究自然界因果的“总机关”，从基础科学这个“总机关”入手，其他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综合来看，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基础科学研究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基础科学，似乎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杨振宁向周总理指出：“中国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很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但目前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科研机关也存在不重视理论的倾向…….”

1.为什么基础科学如此重要

首先，基础科学是创新的源泉.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日祥曾以中国地球科学研究举例，20世纪40年代学界认为海相沉积物中才有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中国的地质条件，提出陆相沉积物中一样可以有石油和天然气，由此提出著名的“陆相生油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才有了建国后的大庆油田.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大隅良典也曾表示，刚开始关于细胞自噬的研究时，他并不确信细胞自噬与癌症以及与人类寿命问题有关.上述研究成果，都是随着基础科学研究而逐渐扩展的结果.因此大隅良典认为基础科学十分重要.

其次，基础科学对应用科学和生产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纵观历史，从爱因斯坦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到后来的海森堡、薛定谔的量子力学，还有费米、泡利的量子统计学，这些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为后来核能、激光、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做了重要铺垫.而目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互联网，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无法估量，但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互联网技术是来源于高能物理这一基础科学研究，而且时间并不久远，距现在不到30年.可以这样说，没有前面基础科学的铺垫就没有后来先进科学成果的诞生.

最后，只有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的能力.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要有效地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就要知道科学的发展规律.科学研究就像海洋里的浪头一样，一浪一浪地过去.当一个浪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其下一步必定要下落，然后新的浪头再出来.一国若要发达，必须自己找到新的浪头，看准新的浪头是从哪里开始，在它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时，最好在它刚要开始时就将它抓住.抓住源头的关键，就在于强化基础科学的研究，找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新规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认为，基础科学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希望加大对基础科学的知识的挖掘，与各国科学家一道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迪迪埃·奎洛兹则强调，科学无国界，必须在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上投入足够的力量，这要从早期教育做起.

2.基础科学最大的特点：慢慢慢

综合来看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有时十年、百年甚至更久才可能“有用”.例如197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数学家阿兰·柯马克创建的数学理论，10年以后才在医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而日本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强化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才取得“斩获19个诺贝尔奖”的丰硕成果.如今日本制造业强国的地位也得益于几十年如一日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此外，基础科学如果想出成果，很大程度上需要群众基础.足够的人才储备是基础科学出成果的关键.因此在基础科学的规划里，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才培养的规划.20世纪那些重大科学发现基本上都是依靠一批新人、新的科学家取胜的都是在他们20多岁、30岁或近40岁时完成的，这个规律相当清楚.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看来，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让研究者有尽可能多的自由，而不是介入和干涉他们，尤其是年轻的科研人员应该拥有足够的独立性.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王秀杰曾表示，基础科学研究一般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慢.但基础科学的研究人员也需要养家糊口，对甘于寂寞、埋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理应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不过，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则认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没有钱当然不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奉献精神，要有做科学研究的真诚精神和道德.上个世纪科学家们研究光和热，不是为了钱.想赚钱，极可能就研究不了光和热的基础规律.

3.基础科学的问题始终存在

我们常说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对于科学的基础而言也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成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样，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物理这门科学究竟以什么作为其问题的源泉呢?在每个物理分支中那些最初、最老的问题肯定是起源于经验，是由外部现象世界所提出....随着一门物理分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智力受到成功的鼓舞，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当纯思维的创造力进行工作时，外部世界又重新开始起作用.物理家们在他们这门科学各分支的问题提法、方法和概念中所经常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和仿佛事先有所安排的协调性，其根源就在于思维与经验之间这种反复出现的相互作用.在解决一个物理问题时，如果我们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常常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更一般的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眼下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一连串有关问题中的一个环节.采取这样的观点之后，不仅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会容易得到解决，同时还会获得一种能应用于有关问题的普遍方法.可能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寻我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未能成功的原因，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有一些比手头的问题更简单、更容易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或是完全没有解决.这时一切都有赖于找出这些比较容易的问题并用尽可能完善的方法和能够推广的概念来解决它们.有时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在不充分的前摄或不正确的意义下寻求问题的解答，因此不能获得成功.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任务:证明在所给的和所考虑的意义下原来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物理问题的宝藏是无穷无尽的，一个问题一旦解决，无数新的问题就会代之而起.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期待科学的进步.

上海交大校长寄语研究生：不迷信权威观点，不盲从既有学说.科学就是后人不断地纠正前人的谬误而进步.20世纪爱因斯坦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加以推广，使之成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马吉1911年：“我相信，现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断言，时间会是速度的函数.”普朗克支持：“如果相对论是正确的，爱因斯坦就是20世纪的哥白尼.”日本的粒子物理学家汤川秀树（HiclikiYukawa，1907～1981）评价爱因斯坦时说：“爱因斯坦拥有一份只有少数物理学家才拥有的美感.”爱因斯坦也曾经说：“我坦白地承认我被自然界向我们显示的数学体系的简洁性和优美性强烈的吸引住了……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是美和真.”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说的好：“可能性实在太多了，它们之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没有一个是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去探索”.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史上，一种新理论的提出，一种新观点的被接受，是要有一个宣传说服过程的.谁若不信，不妨读一读格莱克的《混沌开创新科学》这本书吧！在那里，作者生动地讲述了混沌这门新学科一开始如何不为许多人所理解的情形.列宁讲：“物理学正在临产中，它孕育着的新理论将要诞生了.”门捷列夫说：“一个人要发现卓有成效的真理，需要千百万个人在失败的探索和悲惨的错误中毁掉自我的生命.”

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曾经表示，“我们的错误并不在于不太把已有理论当回事，而在于我们并没有对它们给予足够的重视”.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本庶佑曾将讲过：“京大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与其第一，不如唯一”.这一点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自己的发现，持续地研究下去，从那里扩展开来，世界就会变得很宽阔.这一点就是我做研究的乐趣.不是说我看到别人挖到了金矿，就马上跟进去凑热闹，成为众多淘金者中的一员，而是沿着自己已有的发现，持续地深挖下去.这样，反而是其他研究者会凑过来研究你的课题.研究者最大的乐趣，打个比喻来说，就是发现其他所有人都视而不见的小涌泉，把它培养成小河，再拓宽成大河.或者说，就像是闯入深山，在无路处开出一条路，第一个在那里搭起了一根独木桥，而绝不是把别人已经搭好的独木桥改建为钢筋水泥筑成的大桥.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很广，有很多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找到以前人们从未曾想到的新东西来？实际上，生物学也有困难的一面.单纯演绎的手法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不能说如此这般那般地做了，就会有新的发现.因此不管是多么小的事物，只要是别的研究者还没做的研究，都可以去做.这一点很重要.”在困难的情况下创造合适的概念描述现象、追溯和发现原理是物理学研究以及一切科学研究的首要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人们才可能把已发现的原理建造为逻辑严密的可靠理论体系.仅仅把科学当作发展完好的理论体系只会掩盖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而很难让人具有原创能力，当面对全新未知的时候，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也很可能是束手无策的.学习物理学思维的艺术就是要学习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思考问题，学习如何在未知领域思考问题，学习如何创造概念，学习追溯和发现原理.这是通过学习获得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所在.

我们要拨乱反正，为物理学砍开一条冲出神学框框的道路，……因为主流教义垄断着研究资源和学术裁判权，不破除这种学术垄断，新的思维和新的理论就不可能正常地生长发育开花结果.更何况，如果你的理论和主流理论相反，能得到主流理论的认可吗？（常规）科学就是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难题的活动.而范式的形成受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影响，降低了经验在划界过程中的作用，“客观性”在减弱，“真理”、“正确”就不好说，科学无非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所谓范式，是指从事同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性和方法.范式是重要的科学成就，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可以把一大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二是它能指导这些拥护者进行解难题活动.因此，范式对科学研究者既有心理上的定向作用，又有实际工作上的指导作用.据此，可把有无范式的存在看作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志.所谓科学共同体（community）是指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观点、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家集团，这一科学家集团的成员受到过大体相同的教育和训练，因而有共同的探索目标和评判标准.科学知识实质上是科学共同体的产物，因为范式的产生、形成以及更替是与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创造、拥护以及叛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在《中国科学报》2021年1月23日发表的《基础研究的现状是停滞了还是仍在路上》一文中说：“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与改革路径问题----客观地说近代科学（尤其是基础研究）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与西方在起点处就存在很大差距，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这个追赶过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还需要花时间把西方近300年间关于物理的意识与认知真正学来，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超越.现在仍然处于学习阶段，毕竟从知道到理解还有很长的认知鸿沟需要跨越，这种跨越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天才的涌现.全世界概莫能外.换言之现有的物理学范式，仍处于生命的壮年期.梳理科学史的线索可以清晰发现，从牛顿范式的建立（1687）到爱因斯坦范式的建立（1905）人类足足等了218年；现代的物理学范式从创立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的时间，远没有到理论生命的枯萎期，到目前为止该范式还没有遇到有分量的反常与危机”.“始终致力于发展科学范式的目标，把科学家们坚定不移的愿望集中在那些永远超出他们最大胆想象的真理上.”物理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它还会迎接在一次伟大的革命.这个物理学革命必是深刻的哲学观点所引导的，对于物理学越危机越需要哲学的关系，正如圈量子引力的创始人之一卡尔罗·罗维利所说：“今天的基础物理学正在经历一轮深刻的概念转变，这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功，和目前的依然缺失一种能被人们认可的引力的量子理论这一情况所导致的公开的‘危机’（在库恩意义上；我倒宁愿称为‘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包括我自己这种做量子引力的，更敏锐地察觉到了哲学对于物理学的重要性.”我们期待物理学“新范式”的到来，它是朝向中国哲学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极端发展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预见哲学的新的开端.迎接这个新的开端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个物理学的“新范式”.秦斯曾经说过：“物理学革命其后果所及远远超乎物理学的范围，而特别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一般观点.——总而言之，它们影响到哲学，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都经常与这个时期的科学密切地相互交织着，科学中任何基本的变化必然引起哲学的反应.”

“尽管万物之理难以企及，但是，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追求一个统一的‘万物之理’便是这种天性在物理学中的体现”^[1].“睁大你的眼睛寻求宇宙的真正本质一直是物理学的最基本目的之一”^[2]在爱因斯坦遗憾地把未完成的“统一理论”交给后人后，作为弦理论领军人物的布赖恩﹒格林和作为圈量子引力的创始人李﹒斯莫林和面对自己的“统一理论”却又不得不写下这样的语言，如布莱恩﹒格林在《宇宙的结构》中如此坦言：“彻底地理解时间和空间已成为最令物理学家胆怯的挑战，而它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猎物”“时间的每个方向,向前或向后,在定律中都没有区别，而这是一个巨大谜团的起源.基础物理学方程中并无时间方向的区别,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是不一致的”.李﹒斯莫林在《时间重生》一书的前言“时间是什么”中则如此写到: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又无比重要,在我们探索宇宙奥秘的过程中,它首当其冲,从宇宙大爆炸到宇宙的未来,从量子物理学的困惑到力与粒子的大统一,物理学家与宇宙学家面前的一切难题,归根结底都是在问:时间是什么”^[3].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我们人类必须进步,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已经100多年没有改了,我们今天的物理都建立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该改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从来不相信世界有绝对的参考系,结果发现微波背景辐射大爆炸的火球就是绝对的参考系.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粒子物理模型,非常完美了,里面却没有引力,却没有引力子的任何位置,引力是加不进去的.我们知道我们宇宙加速膨胀,我们需要不断的注入暗能量,暗能量不断的增加,这能量从何而来？是真空能吗,你怎么能创造出无穷多的真空能出来的？大家都听过量子纠缠,可以超越光速以外的纠缠怎么产生的？你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生活在四维空间,自然的想象五维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无法突破你的思维……物理学下一步突破需要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1.对“物理学是什么”或“什么是物理学”必须有深刻的领会.这与课堂学习的多寡没有直接关系.与此相异的情形，比如有意无意中混淆了理论与物理现象，比如分不清哲学思辨与物理学的定性思考.2.旧的物理学理论遇到了问题，或存在的缺陷被发现.3.对物理学理论应该向哪个方向推进或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应该在哪里至少要有清晰的直觉.4.有“建大功立大业”的心理需求.这一点很重要！5.不必对物理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深入完备的了解，但是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必须有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所牵扯到的其他领域的问题有深入的而非肤浅的了解.6.需要有哲学头脑.重视相关理论、相关问题中的定性阐述，下过将相关问题综合在一起玩味、放在一起“炒”的功夫.7.自由思想的权力和机会.物理学思考除了要遵循物理学的逻辑，不应再受其他力量的牵制.只有这样，有价值的创新才容易产生.在国内，科研体制内的人往往因职责和体制（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的原因而少有自由思想的权力和机会.8、必要的数学基础.这一条是为了完备而得到的.

4.基础科学突破在于科学共同体的哄认

科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科学不仅是提高人类物质文明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促进人类精神文明、改变人们陈旧观念不可抗拒的思想利器.20世纪80年代，日本不少学者开始考虑日本何时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汤浅光朝对世界科学中心的定义是：当一个国家重大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总数的1/4时，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为世界科学中心.据此，汤浅给出了16-20世纪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情况：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1660-1730年

法国1770-1830年

德国1810-1920年

美国1920-年

对世界科学中心的定义不一样，上述结论会有所不同.但不论何种定义，笼统地说，16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转移到了英国，18世纪转移到了法国，19世纪转移到了德国，20世纪转移到了美国，现在仍然在美国.

科学只有在由内在冲动时才能开花结果，它无法在外部压力下蓬勃发展，下面列举出几个实例：

5.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提倡宽松的环境

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开放的思想，自由的讨论、争鸣的氛围是产生伟大思想的前提.以发现自然规律和解释自然现象为首要任务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偶然性多，需要一个长期的学科积累过程.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一种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周围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经常可以探讨重大问题，并允许失败.学术自由是产生科学创新和探求真知的根本性条件，一定要在纯学术的科学领域内营造一种不受个别“权威”控制的自由空间，以保障完全的自由交流、评论和竞争.科学本质是探索，科研是在无路的丛林中寻觅，是没有仪器的雾海夜航.总会有多方向、多视角的选择.科学理论从来就是从猜想、从试探性的假说开始，因此就不可能一言中的，不应该是一言堂，而应该有怀疑、有反思、有论证.“拓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让基础科学研究像鸟儿一样在蓝天自由飞翔”.

中国成都学者江华荣先生说：“世界上有不少走近真理边沿的智者，为维护权威的尊严而谦虚地绕开了真理．在这种崇高的‘谦虚精神’受到社会赞誉的同时，依然用权威的谬误愚弄着人类、也欺骗着自己，他们就这样世故地实现了伦理与科学的‘完美统一’”．而美国经济学家、公元第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JamesHeckman，公元1944～）教授说：“中国学术界有些沉闷，非权威不愿批判，权威不愿接受批判．在我看来，没人向我挑战才是我最大的危险，这就意味着我已死亡！挑战是我人生的真谛！”他还说：“在芝加哥大学里，每个人都非常具有批判的眼光，敢于发表并交流自己的观点．”他还指出：“开放式的讨论、广泛的思考和深入的批判以及创新而不一味地遵循权威们的观点，才是一个学者进步的阶梯．”江华荣先生之语反映出中国科技界的特色；赫克曼教授的话体现出外国学术界的风貌．因此我很想学习张良桥下拾靴的尊师态度和刘备三顾茅庐的敬贤精神，创造融洽、和谐、舒心、愉快的科研气氛，促成宽宏大量、抑制感情、瞄准学术观点对错、原谅形式方法不足的学术局面，认真负责地讨论动力学问题，为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宋健认为：“我们要加强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机构，建设和运行好已建成的各种大型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使它们在向国内外开放的大环境中，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在国际学术前沿努力拼搏的基础性研究的科学基地.我们还要加强科学数据积累工作，建立科学数据库，促进国际国内数据交换.为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确切、快速、方便的信息服务.屠正叔说：“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真理.研究科学的人一定是平心静气拿极公平的态度、极细密的眼光去处理他们研究的对象.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得很好的结果.人类经过科学达到训练以后，可以养成谨慎、忠实、公正诸美德.”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逐年提高.基础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同时，各类优秀人才引进计划也不断启动.可以说，目前我国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硬件方面，同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改进；现在缺少的是软件，是科研环境，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真理是在争论中发展，敢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公元第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公元1885.10.7～1962.11.16），在青年时期就联络一批年轻人，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为据点，整天对当时物理学中出现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怪现象进行争论．他们允许任何人参加，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不论是官科还是民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大家可以吵得面红耳赤，但是不能伤害感情．为了发现新的真理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结果吵出了一批科学家，建立起多套新理论．创造了科学界、学术界崇尚的哥本哈根精神．

剑桥大学的校长博里塞维奇认为：“首先，（培养杰出人才）需要时间.”剑桥大学经过了800多年的历史积淀，才逐渐滋养出一些大师；而就当代非常看重的诺贝尔奖而言，获奖成果也常要等二三十年才被最终认可，因此大学在产生杰出人才前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而在这段时间中，“必须为研究者提供追求自己兴趣的自由”，这也是博里塞维奇强调的第二点.他认为，学术自由是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先后获得89次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追求自身学术兴趣的时间和空间.”对此的一个诠释是，剑桥将“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明文列为学校的核心价值观，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可规避某些外部压力的空间.回顾历史，如果不是身处拥有这样价值观的剑桥，达尔文难以在英国的基督教环境中提出与上帝造人说相冲突的进化论.在时间上，剑桥允许学者按自己的步伐开展研究，而没有“定时交作业”式的考核压力上.博里塞维奇说，剑桥在聘任一位教授后，不会马上就要求他出成果，“而是有准备等上七到十年”.期间这名教授也许会发表一些文章，“但我们没有这种压力，比如说要求在某年年底前必须发表十篇论文”.博里塞维奇回答的第三点是，“把对质量和卓越的追求置于其他任何事情之上”，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质量总是处于第一位.他提到了教育产业化与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英国高校一向因对国际学生收费较高而有“出口教育产业”的名声，近来对英国国内学生也大幅增加学费并引发游行示威.博里塞维奇说，剑桥虽然也提高了学费，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教学质量，因为剑桥采取的导师制成本高昂，实际上学校每年都要动用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补贴教学.他说，大学显然应该是把教育质量而不是赚钱放在第一位，“相信我，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我们（剑桥）的教育，实际上每招一名学生都是在亏本，但我们并不在意这个，因为我们真正的追求是教育本身.”只有真正用科学的态度来管理和引导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才有可能逐步减少空缺，中国的科学才会真正有大的进步.英国物理化学家波朗依讲：“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对于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过程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大体说来，课题的选择和研究工作的实际进行完全是个别科学家的责任；但是对于科学发现权利的承认，是在科学家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意见的支配之下.这种科学意见主要是非正式地发挥它的力量，但也部分地使用有组织的渠道.”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既然学术自由对科学和社会都须臾不可或缺，那么究竟如何维护和坚守学术自由呢？要知道，“学术自由的最大外在威胁来自意识形态和政府，尤其是来自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政府.”（肯尼kenny）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加强舆论监督等民主社会通行的措施，都能够削弱和抵御外界的不良干扰.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学建制的权威，尤其是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波兰尼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科学王国的主权并不特定地属于某个统治者或管理机构，而是被分解后，交予每个独立的科学家.每当科学家听从自己的良心和个人信念得出某个探究结论，他也就当了一回科学王国的首脑，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次对科学主旨和科学生活秩序的塑形.”他进而表示，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热爱并献身于科学的理想.这种献身行动象征自由之义务，确保科学家依从良心行事.

赫克曼教授指出：开放式的讨论、广泛的思考和深入的批判、创新而不一味地遵循权威的观点，才是一个学者进步的阶梯.纵观科学史，我们看到成就和辉煌，也看到科学曾经的挫败和荒唐.由于先入为主，科学经常是在愚昧和谬误的压制下，在嘲讽和诋毁的包围中极其艰难地挣扎着前进，现代科学是在充满艰辛的坎坷历程中跌跌撞撞的走来.吴为民教授颇为感触地说，人们在报刊杂志上经常讨论，为什么在中国本土上，迄今没有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看来，在当今的中国，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仍然不够健全，严重妨碍了年轻人的创造性.吴为民教授语带幽默道：“我的老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伯格教授给我讲过，要想获得诺贝尔奖，一是要在年轻时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二是要活得足够长.”他呼吁所有的年长老师、科学家与教授们，给年轻人更多的学术民主与自由，更多的创想空间，哪怕是异想天开.如果有这么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有着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文明古国，别说是一、二个诺贝尔奖，中国成为产生许许多多的诺贝尔奖的大国，也是完全可能的.

参考文献

[1]张天蓉.爱因斯坦与万物之理：统一路上的人和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前言.

[2]布莱恩﹒格林.（刘茗引译）.宇宙的结构：空间、时间以及真实的意义[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2:13、7、14.

[3]李•斯莫林,(钟益鸣译).时间重生[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