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笔者曾经坐船沿澜沧江而下，从云南去泰国采访。但今年大旱，多艘船只在澜沧江搁浅，国际航运被迫暂停。

　　在这场旱灾中，航运取消不过是小事一桩。仅云南一省，就有数百万民众的饮水成为问题，农业直接经济损失据称超过百亿元人民币。3月2日，国家防总抗旱紧急会商会议特地强调，应把云南抗旱放在当前全国抗旱工作的首要位置。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多条大江大河流经云南，这个被称为“彩云之南”的省份似乎水资源丰富。但云南地形复杂，境内水资源分布不均，实乃一个旱灾多发之地。

　　此次云南大旱，固然属于天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抗旱体系的多年积弊。

　　在整个云南，受灾最严重的是农村地区。而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节水改造的历史欠账太多，导致农村水源供应不足，水资源生产力也极度低下。

　　和中国很多地区一样，云南省的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也不高，一半以上的灌溉用水白白流失。

　　去年9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发布会上曾经指出，中国农业灌溉的有效利用率仅为0.4左右，一半以上的灌溉用水在传输中损失，而发达国家的利用率可以达到0.7，这中间存在着0.3的差距。

　　云南也在进行农业节水改造。但正如陈锡文所说，短时间内很难补上那0.3的差距。对渠道进行防渗处理，将大水漫灌改为喷灌和滴灌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技术改进。

　　对于眼下这场旱灾，云南官方不可谓不重视。该省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要求深入灾区一线指挥抗旱救灾，抗旱救灾不力和延误时机者，将严肃进行责任追究。

　　但最令人关心的，并非有多少领导干部因为救灾不力被问责，而是合理的抗旱体系能否真正形成。

　　2007年3月，云南省水利厅向该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关于《云南省抗旱条例(草案)》的说明时所总结的几个问题，恐怕至今依然存在。

　　其一，抗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源工程不足，灌溉设施不配套，山区人畜饮水困难；其二，部分地区和部门重洪灾轻旱灾，对干旱的预防重视不够，贻误抗旱时机；其三，没有建立规范和完善的抗旱工作体制和机制；其四，因抗旱用水引发各种矛盾和水事纠纷，有的导致群体性治安事件，有的甚至诱发刑事案件。

　　实际上，旱灾早已是云南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云南省水利厅的资料显示，1950年至2003年的54年间，全省出现干旱的年份有50个，其中21个是大旱之年，全省多年平均因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20多亿元。

　　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陶云等人在2010年第1期的《气候变化研究进展》上发表论文说，过去50年，云南的区域气温平均每十年上升0.2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而云南的年可利用降水量也出现了明显减少。

　　换句话说，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之下，旱灾可能会更加频繁地袭击云南和中国很多地区，人们也理应对抗旱有更充足的准备。

　　不幸的是，在水资源短缺的同时，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却在迅速增长。更有甚者，一些缺水地区盲目拓展城市规模，推出大量“豪华”建筑，并且引进高耗水的工业项目。

　　云南省楚雄市是此次大旱的重灾地之一。而笔者在楚雄采访时曾经惊讶地发现，该市的政府办公大楼占地甚多，连成一片，蔚为壮观。同样是重灾区的云南省红河州，其州政府大楼气派非凡，被戏称为“西部白宫”。

　　3月1日，就在抗旱工作如火如荼之际，云南省招商引资工作会如期举行。会上传出消息说，2009年全省外来投资总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其中昆明在16个州市中拔得头筹。

　　昆明之所以拔得头筹，与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市政府的全力推行不无关系。如果政府官员们都能拿出干招商引资工作的劲头，抗旱这类工作恐怕也早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实际上，昆明的水资源也比较紧张。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广权在一份调研建议中估计，2010年之前昆明基本可以保证水资源供应，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到2020年需水缺口可能高达近5亿立方米，几乎是目前供水量的1倍。

　　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可靠的开源和节流举措，昆明的城市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但愿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及其同事在招商引资时，切记量力而行，别欠下新的水资源债务。

　　作者为本刊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