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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志》获得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荣耀难掩后继无人的尴尬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徐超 李虎军
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8日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著: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的信息。
1月11日,《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此前该奖项连续两年空缺。
荣耀的背后,是中国几代植物学家的艰难接力,以及后继无人的尴尬。
艰难接力
中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的钟观光开始在中国各地采集植物标本,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植物学家也结束海外学业,相继回国。
此前的一两百年中,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来自欧美等国的博物学家,则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开展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
本刊记者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时就惊讶地发现,该园收藏和研究的中国杜鹃花品种,远甚于中国任何一家植物园。20世纪初,乔治·福雷斯特(GeorgeForrest)曾远赴云南丽江等地,为该园采集了数百种杜鹃花,其中多个品种在中国已经灭绝或濒于灭绝。“中国研究杜鹃花的学者,基本上都得去爱丁堡。”《中国植物志》编写者之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说。
1934年,胡先骕首先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但由于资金、标本、文献短缺,战乱频繁,这个设想在当时不可能实施。
第二年的国际植物学会会议在英国剑桥举行,大概有400人参加。合影时坐成几排,前排的都是很有影响的植物学家,陈焕镛站在最后一排的倒数第三个座位。而他后来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王文采说:“奠基人在最后一排站,你就能看出中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
20多年后,《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终于得以成立,钱崇澍和陈焕镛为首任主编。
王文采告诉本刊记者,这一计划的上马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大关系。1958年,中国植物学会的一次大会上,有很多人喊出十年内完成《中国植物志》的口号。第二年,编写工作正式启动,蕨类分册也很快出版。
这位83岁的老人说,植物志的编写需要大量文献积累,最后用40多年能够全部写出来已经不简单了,“当时提的十年是瞎说”。
接下来的40多年中,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该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以及四川大学等百余个研究单位参与其中,前后有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为此付出了努力。
2004年,《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中国科学院还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了英文版本。其间的艰辛,大概只有参与者最清楚。
编写计划启动后,王文采被派到西双版纳工作,不幸患上恶性疟疾。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宗刚曾撰文叙述当时的情景:王文采人无血色,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到昆明的医院,怎么治疗都不见起色。时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吴征镒遂召集该所年轻人献血,最后选中四人,每人400毫升,才救治了王文采的性命。
这个片段,不过是数百名科学家数十年艰辛的一个缩影。
在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答辩报告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心启将植物志比作记载植物“身份”的“户口簿”,或者说全面记录植物特征的“信息库”。而这些信息,在检验检疫、侦查探案、寻找矿藏、开发药品等诸多方面都能派上用场。
空白区
尽管《中国植物志》出版了,但在王文采看来,中国太大,好多地方都是植物采集的空白区。再说,有一些种分布在特定的山头,“这个山头你没去,就发现不了。”
他还举例说,英国一些科学家1964年编写了《欧洲植物志》,到1997年又出了第二版,“你想一版就搞得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采的标本可能不完全,文献还要掌握,疑难种还要解决。”
植物采集的空白区,在各个山沟都有。王文采告诉记者,2008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傅德志的学生刘冰在小五台山采到一个标本,他一看,是个新种。从19世纪起,就有外国人去那里采集标本。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组建后,有人编写过小五台山植物名录。王文采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也去过小五台山,但也没能发现这个新种。
王文采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和昆明植物研究所,2007年曾联合提出去非洲采集标本,但至今未获支持,“你就知道我们距离世界的差距很大。现在连中国植物志的第二版、第三版都困难,更不用说世界植物志。”
伦敦皇家植物园的豆科专家在2005年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世界豆科》,送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洪德元。洪德元在国内的《植物分类学报》撰文介绍,提到豆科有72万号标本。王文采看到后,就去问研究所标本馆的李良千,被告知收藏的豆科标本大概有13万号。两者相比,差距极大。
《科学时报》援引一份关于中国物种资源整体状况的报告称,全国生物物种的种类和种群数量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某些地区某些门类的调查则完全是空白,一些已经进行的调查也多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时隔数十年后,因地方经济建设、土地开发利用等原因,原生态系统和物种区系已有很大变动,甚至面目全非。”
后继无人
正如前述报告所称,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组织过多次大型科学考察,足迹遍及东北、云南、新疆、青藏高原等地。考察项目基本上是国家投资、中国科学院牵头、很多分类学家参与,收集回的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标本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此后有相当长的时间,分类学这一基础研究领域被冷落,研究经费很难申请。这种局面不仅存在于植物分类学,也存在于动物分类学等学科。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乔格侠告诉本刊记者,她1993年到动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大多数的分类学家都是年逾六旬,面临退休,很多非常重要的类群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乔格侠43岁,她的同事、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陈军40岁,像他们这样处于黄金时期的研究人员,仍在分类学领域耕耘的,实在是很有限。
乔格侠说,开展分类学研究,分类鉴定归类是最核心的,同时需要专业的标本采集和标本制作,这三者缺一不可。但现在标本制作和采集队伍非常萎缩,不能满足基本需求。
在分类学最鼎盛的时期,她所在的研究室还有专门的绘图人员,如今专业的绘图队伍几近消失;而就动物所的分类学队伍而言,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和昆虫三个分类研究室曾经有180多人,目前只剩下50多人,其中还有一部分并不专门从事经典分类学研究。
陈军认为,分类学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处境非常艰难。虽然有些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学科,但经费申请不容易、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因素,将很多人逼迫得改行。与分子生物学或医学等热门学科相比,分类学很难发表论文,而国内研究机构普遍将论文发表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
最近几年,分类学研究处境有所好转。但与其他热门学科相比,研究人员能够拿到的经费,通常属于杯水车薪。
分类学研究的萎缩和分类学人才的匮乏,已经带来一系列后果。乔格侠说,很多标本保存在标本馆,没有人去制作和研究,就发现不了这些标本的价值,从而影响了人类对生物多样性认知的速度;还有更多的物种和资源有待专业人员去收集、整理和保藏,其中许多物种在人类还未发现时就已经灭绝。
不仅如此,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外来入侵物种越来越多,检疫部门如何对口岸截获的标本进行及时的鉴定与检测?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究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哪些物种的分布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乔格侠说,这些工作都是以分类学家的研究为基础的。
《科学时报》报道过这样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2008年12月,西南某地一群小学生吃下一种植物的果实,导致62人中毒、1人死亡,但当地专家未能鉴定出这种植物,甚至不知道它属于哪个科,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只能将图片转送北京,请求更多的专家参与“会诊”。
另据该报披露,近几年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开展国内的资源调查,希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派出一支分类学队伍进行帮助。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这无疑也是一次极好的研究机会。但该植物园的朱华研究员无奈地表示,根本派不出这样一支队伍,“我自己带的学生,也都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
目前《中国植物志》已告完成,有了这部浩瀚的植物志,中国人对自己的植物家底总算是心里有数了。但在王文采看来,这远远不够。“《中国植物志》大致解决了中国的植物到底有多少种、多少属的问题。但是那些种的亲缘关系、属的亲缘关系,要摸清楚的话,还早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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