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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十年回眸（2002-2012）：成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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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2年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独立执政的十年。这十年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其中最为突出和关键的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人们也把此种理论归结为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或“北京共识”。在高等教育领域，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取得了如下十大成就：
一、高职教育大发展
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之路。从1999到2001年，由于高校扩招引发连锁反应，职业教育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出现历史性滑坡，招生数连续3年下降，由520多万人降到398万人。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从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七部门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2005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又一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这三次会议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明确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也为教育部提出的连续3年“扩招百万”的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2004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恢复性增长到566万人；2005年、2006年连续扩招100万人，近750万人的招生数和1800多万人的在校生数均创历史新高；2007年在此基础上再扩招50万人，达到800万人，基本实现高中阶段招生职普大体相当的战略性目标。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也成倍增长，学校数从2001年的628所增加到2011年的1276所，招生325万人，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职业教育的就业率也是逐年提高。统计显示，1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毕业生达7265万人，职业教育对我国主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6年95%以上，高职就业率达到87%以上，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断提高。
2012年5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在上海举行，117个国家和72个国际组织的800多名代表就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探讨。会议宣布，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
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的归纳，十年间，职业教育在服务中求发展，取得了五大成就：一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2011年，我国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超过3000万人，依托学校和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类培训有6000多万人次；二是形成了基本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了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教育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为补充，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为配套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三是探索了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对行业企业办学、集团化办学、行业与学校对话协作等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四是确立了覆盖广泛的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五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很难想象，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是在新世纪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完成的。
二、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
十年间，中国一举成为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2002年的1600万，增长到2012年的3167万人，跃居世界首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1年的26.9%，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转变的时期。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2010年的8930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
与此2003年，上海、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和52％，在全国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2004年天津继北京之后也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中国用了9年时间，国际上平均年限是23年，美国是30年，韩国是15年，英、法、德用25年左右时间完成大众化；巴西用26年。从精英化到普及化，国际用时也不相同，基本在30年左右。美国用时30年，韩国用时15年。中国将在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届时，中国半数以上的省份将达到50%以上。
三、高等教育质量得到重视，内涵发展提高日程
10年来，高校办学条件显著提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总投入、生均预算拨款较大幅度增长。高等教育正在由大变强。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有专任教师139万，高校中两院院士占院士总数的40%以上，“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全国80%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集聚在高校，为提高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3.5年的人口大国，发展到人均受教育年限9.5年，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12.5年的人力资源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攻方向。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228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全国17所大学设立“试点学院”，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为破解“钱学森之问”、推进高等学校综合改革走出试水一步；19所高校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193所高校创立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19个部委、58个行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以2012年教育部公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30条），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完全进入内涵发展新阶段，实现了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
三、“4%的目标”得以实现
中国教育有一个“4%”情节。早在1993年，政府在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目标。然而，“4％目标”还是带着遗憾步入新世纪。进入21世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坚持把教育摆在公共财政的突出位置予以重点保障，并持续不断地加大教育投入。据统计，2001—2010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从约2700亿元增加到约14200亿元，年均增长20.2％，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幅度。2008年的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33％，2009年这一数据为3.59％，但距离4％的目标都还有差距。
2010年，“4%目标”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次得到明确：“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2012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将超过2万亿元。可以说，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起点
四、回应社会诉求，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未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希望。围绕教育公平，十年间政府着力解决高考问题。
这方面的改革一是自主招生改革：改革高考“一卷试天下、一考定终身”的现状。从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试点自主招生，目前已有近80所高校获得自主招生资格。截至2011年，全国共有16.5万人次获得自主选拔录取公示资格，相关学生入校后在学科领域、参与实践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
高招方式在变，高考试卷也在变。2002年以来，各省市陆续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16个省市依托高中新课程改革，自主命制高考试题，对素质教育发挥了巨大牵引的作用。一年多次考试的试行，也让“一考定终身”逐渐破冰。二是力促教育公平的实现。自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农村和中西部考生上大学的比例逐年攀升，高校中的农村籍学生比例已由10年前的48%升至61%。同时，国内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也加大了对中西部考生、农村考生的倾斜力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别推出了面向农村生源的招生计划。
五、“2011计划”提升创新能力
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协同创新”的概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特别强调高校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2011年10月，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 “2011计划”的整体目标是：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积极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构建“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模式与机制，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建立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行业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阵地和国家创新团队的主力阵营。实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显著与持续提升，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1计划”灵魂是“协同创新”。“2011计划”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宽阔的协同创新平台，积极吸纳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及国家创新力量参与高校办学，将带动我国高校办学模式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教育部研究生司司长郭新立认为2011计划具有里程碑意义。“211工程”和“985工程”重在学科、人才、平台等创新要素的发展，重在高校内部的建设；“2011计划”重在高校的机制体制改革，重在推动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创新力量之间创新要素的融合发展，建立协同创新模式。“2011计划”是“211工程”、“985工程”的发展和延续，从而带动与推进“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深入实施。三个项目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与关心，凝聚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和高等教育界的智慧与努力，承载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成就与辉煌。
六、培育高等教育的鲶鱼，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
自1998年始，举国上下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闯出一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承载着这样一个使命，一批“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大学横空出世：体制内的南方科技大学、汕头大学等；体制外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等。这些大学都在以一种“大无畏”的创新精神进行着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道路的探索，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空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鲶鱼”。这其中又尤以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在大学与社会、政府关系方面，这些学校创建了一种法制化的契约模式。南方科技大学把理事会作为沟通大学与社会和政府的桥梁，深圳市政府颁布了《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从而把大学与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上海纽约大学亦将组建自己的董事会，以协调大学与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在大学内部治理方面，这些大学同样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所有这些举措，正伴随着良好的声誉逐渐发酵，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的“鲶鱼效应”。
七、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学治理模式基本形成
大学治理是大学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与义务关系、决策与行政和监督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大学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大学治理方式。当某种大学治理方式经过长时间发展，固化为可以重复、复制的制度时，即可以称之为模式。以此为标准，当今大学治理模式依标准不同，而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治理要素、要素之间相互关系与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重点掌控；党委全面领导；教师有限参与。
中国大学治理模式，从政府层面上讲，可以贯彻政府意图，密切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从大学层面上讲，决策权与行政权的统一，有利于减少决策执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讲，大学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明确的载体反映自己的诉求。但在实际运行中，如果运行不畅，也易出现大学政府化官僚问题；出现大学书记校长协调问题；出现学术权力虚位问题；出现二级学院自主创新能力缺失问题。不管如何，中国大学治理模式已经成型，大学治理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位置已经明确，剩下的工作只是对现有治理模式进行完善修复的问题。
八、促进中西部高校发展
目前，中西部高校高校数占全国全部高校数的66%；学生数占65.5%；研究生占52.9%。但中西部高校却是中国高校中的弱势，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领军人物等偏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东部和“京津沪”有很大差距。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没有中西部高校的崛起就不能称为“强”。
为此，2012年，中央开始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即“小211工程”。是中央政府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并切实提升中西部高校办学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中西部一批本科高校的实力得到较大提升，计划重点支持建设中西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所地方高校的发展建设。“工程”从2012年开始，由发改委、教育部组织实施重点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省部共建或省属重点大学，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继“985工程”、“211工程”后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设立的又重大建设专项，入选高校大部分为一本高校。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作为“十二五”教育发展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三个“前所未有”。第一，这是国家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专门面向中西部地区设立的重大建设专项，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第二，高校建设资金由国家和省级按6：4比例分担、共同筹措，中央投资100亿元支持100所左右高校，如此大范围高强度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第三，预计“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高校数量占中西部同类型高校总数的近1/4，覆盖广度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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