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出差到山东，在济南，我的老乡、山东著名企业家Y先生向我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老刘，你研究高等教育，我问你一下，你们大学是怎么了，怎么越来越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人才？”我有点无语。接着他说，“不用说我们那个年代培养的大学生，就是小L（注：一名1999年毕业的专科生），现在也是我们分公司一级总经理。为何现在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都没有那时的专科生水平高呢？”一时我不知从何谈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就以博文的形式来一个综合回答。为了避广告之嫌，也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名字以字母代替。

这一问题在影响力上可以说是超“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直接面对的是整体的中国高等教育。同时，也一问题也关连着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问题。想要回答清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姑且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回答之。

第一，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一个附加结果。

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认为，当一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以下，该国高等教育为精英化教育阶段；当这一超过15%时，该国高等教育就进入大众化阶段。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高等教育量的增加，也是质的变化。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管理模式、教学方式、质量评估等会发生质的变化。我国2002年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现在这一比例在26.5%以上。一般认为，随着入学率的增加，高等教育质量必定下降，或者说，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必须多元化。用精英标准来评价现在的毕业生，就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当然，因为录取率的增加，成绩平平的适龄青年进入了大学，也客观上会影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一个直接结果。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国家对大学投入的增加，大学问责也在加强。各种形式的排名、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期待增加、政府评估的影响，都在强化或者诱导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各种形式的排名、包括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都以科研为导向，以学科为导向。同时国家的投入机制也是重在科研。在这种机制的诱使下，大学形成了科研第一的办学思想。大学的一切工作围绕科研来进行，科研指标成为追求的GDP。在举国大学重视科研的浪潮中，也伴随着另一种现象的发生，即科研与教学的分离。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和联系越来越弱，甚至没有关系。作为大学中心工作的教学成为边缘化的活动。校领导重视科研、轻教学，教学重科研、轻教学。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可以得到名利双丰收，而安心教学工作的教师则难成一事。其结果就是，教师不安心教学，更不安心教书育人。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结果，教师视教学为包袱，教学上不投入，与学生不交流，“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越来越少。同时，学校在教学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少，大班上课，纸上谈兵式的实习成为一种常态。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第三，大学浮躁风的一个次生结果。

在八年抗战中，中华大地因为战乱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新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的物化风也愈演愈烈。如今的大学，在和平的环境里，也难以找到平静的书桌了。可怕的是80年前是大学人想学而不能学；如今却是人们从心里不想学。安心教学的领导越来越少，安心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少，安心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人们的追求体现出多样化、浮躁化的特征。大学更多地是追求有多少博士点、有多少国家级项目和奖励；教师更多追求发表多少高层次论文，获得多少科研经费；学生追求搞好多少关系，提高了多少就业能力，丰富了多少社会资本。大学里，人们似乎越来越实在，越来越物化，越来越功利化。人们视整天从事教学、科研的人为“傻”，视安心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的学生为“书呆子”。在这股浮躁风中，大学生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在下降，大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越来越少。人们不再尊重、敬畏自己的学科与专业。如今，只要是节假日，普遍大学的校园、各地的大学城甚至可以说一个“鬼城”：图书馆、实验室都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在这种氛围下，如何有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呢？

在以上三点的主导作用上，再加上其它方面的推波助澜，如不正的社会风气；庸俗化的人际交往；独生子女化的大学生等，都在影响大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

当然分析这一问题也算容易，要解决这一问题则显得更为艰难，甚至是无从下手。但愿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大学有良策出现，救救中国大学，救救中国大学生。

此文载《现代教育报》201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