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2003年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2010年的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将更有示范性，也更有意义。因为本次改革多了一个国家指导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本年度，先是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广泛惹人关注，接下来是浙江大学的“教师分类管理”引起争议。在深圳大学，制度规定改革方案实施后进来的人是“新人”，而之前的人是“老人”。新人实施的是“非升即退”：在首个合约期结束时，“新人”如若不能通过学校的考评，学校有权解除“新人”合同；而“老人”则是“非升即降”：“老人”如果在考评中达不到要求，则级予降级的处罚。深圳大学的改革的时间计划20年完成。浙江大学则把教师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等五个教师岗位，浙江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计划7年完成。但综观两校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人事制度改革，都不约而同地把教师作为突破口，通俗讲就是“先拿教师说事”。拿教师先说事，有多少合理性呢？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突破口到底应该首先“拿谁说事”呢？

大学办学必须依靠教师，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就不会有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大学人事制度改革首选教师作为突破口，似乎也合情合理。可是，如果仔细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目前中国大学中，除了学生以外，大学中的教师已经成了“弱势群体”（大学中的超级“牛人”教师除外）。大学教师不得不接受各式各样的评估，接受难以完成的科研和教学量化任务。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后顾之忧没有人问，更没有人管，甚至于自己工作中的事都很难处理。一些行政官员可以对他们指手划脚，一些行政部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些小的办事员，都可以让一位老教师折腾几次！除了此之外，他们一年还要填写无尽的表格、写没完没了的总结、开无聊无实的会议。先拿教师说事，教师心里能平衡吗？所以我认为，大学如果真想进行人事制度改革，首先改的应该是大学的行政人员，包括所谓“双肩挑”（行政和教师双重身份）人员。应该首先让这类人员的人数减少一半，减少行政部门干部职数，一般不设副职。其次，应该转变他们的职能，让行政领导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第三，应该加快行政部门的自动化进程（主要是部门不想做，因为自动化了，岗位就得减少，权力也会减少），把教师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比如各类表格、总结完全可以在一定平台上自动生成，教师只需经常对自己的帐户进行更新即可。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大学校级领导职数增加了，享受正职待遇的人数增加了；大学处级职数也在增加，正副处级调研员也在增加；大学行政部门的权力没有下放，服务意识也没有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拿教师说事，真有点“一个娘的孩子，差距乍就这么大呢”的感觉。

就算是可以“先拿教师说事”，这种“说事”的方法也让人难以接受，也是有违教学、科研规律的。教学规律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来讲清楚。但是教学中教师如果没有投入，没有爱心那是绝对不行的。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其它方面不讲，教师方面必须视教学为一种事业，为一种人生责任，教师对教学必须充满爱，对学生充满爱。这是教学效果的前提。但如果强行把教学定位为任务，用“工作量”去考核，教学就会完全演变成为一种“职业”，成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这时的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科研同样如此，从事科研工作最为需要的是科研人员要“无功利性”、“无私心”，“大科研”要求从事科研的人员必须有从事科研的恬静与自由，视科研为自己的兴趣和事业。如果把科研也量化为一定的指标，完全无视教师的兴趣，那么从事科研的人就没有稳定的科研方向，也没有发自内心的动力。科研完全围绕功利目标，围绕别人设定的指南，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由此观之，把科研量化为指标，把教学量化为工作量，无疑于给教师戴上镣铐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同时，把教师分类、给教师量化指标也同样有违人才成长规律。中国古代教育家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即是说，教师的职责包括三个方面：教书、育人、释解学生疑难。如果把教学工作定量为“工作量”，则传道、解惑的功能将不复存在。师生互动将远离中国大学校园，而这是人才成长所必须的。从大学职能上讲，大学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但三项职能之间的关系却是：培养人才是中心，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是两个基本着力点，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必须为人才培养服务。在大学史上，大学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职能的产生，均是为了人才培养服务的。无论是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还是范海斯的“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其归宿是培养人才。把教学与科研截然分开，不符合大学的宗旨，终归大学不是科研院所；同时把“大牛”们完全限于科研，不为本科生上课，不指导本科生，也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更不利于“拔尖人才”培养。

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的结果应该是更加体现以生为本、以师为本的思想，而不是“以官为本”、“以管为本”的思想。改革后，应该使教师压力减轻，使教师有能力、有经费、有条件、有时间、有心情地从事自己想从事的事情，它可以是教学亦可以是科研。同时，我们可以在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之间明确一个边界，但这个边界必须具有渗透性，必须使教学科研化，使科研、服务的成果教学化。一句话，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应该使大学的教师更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大学的学生更有个性地健康成长。

本文载《科技日报》2010-12-17（8）：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