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建校900余年，培养了30余位首相和250余位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近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学者。牛津的骄人成绩使它成为人们关注、阐释的对象，成为大学发展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是学院制。

无疑，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接受的结论。牛津大学自己也认为“The collegiate system is at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s success.”[1]牛津大学的学院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大学学院有很大不同。牛津的学院是牛津大学的重要有机体，是先于大学并在法律意义上高于大学的机构。牛津大学没有自己的设立许可证（Charter），而只有后来形成的成文章程（Statutes & Regulations），而牛津的学院则均有自己的宪章（Charter）。同时，牛津大学的学院也不是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集中地，而是综合学科的有机体，牛津的学院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大学”。牛津的学院主要是教育学生而不是教学的地方，其主要的职责有两个：一是为学生提供住宿、学习的场所和条件；二是为学生准备导师。牛津大学的学院是独立的王国，它完全独立于大学而运行，或者最多说学院与大学的关系类似于美国州与政府的关系。牛津的学院制毫无疑义是牛津成功的法宝，是牛津之所以为牛津的重要条件。

有人说是导师制。

牛津的导师制天下第一。牛津大学对此的说法是“The tutorial is at the core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Oxford. It offers students a uniqu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which they meet regularly with their tutor, either on a one-to-one basis or with one or two other students.”[2]牛津现任执行校长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也认为牛津延续700多年本科教育的“珠宝”是每位导师每周“一对一”地辅导1至4名学生。[3]委实如此，牛津大学为每一位本科生配备一名导师，每位导师带6-20位学生。但其每次辅导不会超过4人，大多的情况是一对一的辅导。导师制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开放思维、发散思维的形成。

但我认为除此之多还有两个东西可以称之为牛津的法宝。

其一是自治

牛津的自治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大学层面的，大学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也有人称为第四部门），无论怎么称呼，中心的意思是大学完全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必理会政府甚至是社会的欲望。牛津大学历史上曾拒绝过大学的城市化运动，也曾拒绝过实用技术进入大学。当然，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布莱尔当政时，牛津大学拒绝布莱尔劝其录取一苏格兰“优秀”（成绩为全A）女生的请求或“命令”，并因布莱尔私下的妄语而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干预学校事务提出抗议。其二是学院层面的，学院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前任校长胡德曾想变革牛津大学的治理结构，并为此由理事会提出了三个改革方案( 《牛津治理结构( 绿皮书) 》、《牛津治理讨论稿》、《牛津大学治理( 白皮书) 》)。可这些方案同样遭到学院的反对，最后被牛津大学议会（Congregation）否决。要知道，一般情况下，议会不会否决理事会提出的立法建议和决议。从2000年10月1日起也只有此一项立法建议被议会否决。牛津的自治确保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

其二是国际化

国际化是指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牛津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团体，这种国际性保留至今。如今，牛津大学40%教师来自国外；15%的本科生、61%的研究生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留学生总数占到其学生总数的30%以上。[4]国际化的师资和国际化的学生确保了牛津大学的文化多元性，不同文化的学生、学生在一起学习有利于学科交叉、文化理解。国际化不仅可以产生一流的学者、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也有利于世界的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尊重，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