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的“官员”考核,是一件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的事。说“大”,是因为大学中官员考核是干部任用的一个指标,同时,大学官员考核还承载着大学的追求与干部使用的导向。通过考核指标体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大学追求什么,核心理念是什么,希望自己的教师如何做等信息。说“小”,是因为大学中的官员考核越来越形式化、程序化,已经失去其基本的内涵与宗旨,异化为每年不得不做的一件事。但从大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大”处着眼,“小”处论证。争取使大学中官员考核早日回归到其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上来。如果这样思考,那么,现如今大学中官员核心的两种倾向:“唯关系”、“重指标”现象必须予以纠正。
大学中官员考核的“唯关系”倾向是针对考核标准的执行主体而言的。现在有给被考核官员“打分”任务的人又是那些呢?被考核官员的上级,这是主要的打分者,这一般包括所有的校级领导;被考核者的下级,如果是机关干部,一般包括本处人员;如是学院领导,则只包括学院的教职工。当然有些大学还有一个被考核官员的互相打分。“唯关系”倾向是指打分主体在考核官员时,脱离具体的、应该执行的标准,以自己心中的“与我关系如何”作为衡量一个干部工作好坏的尺度。与我关系好的,我给你打“优秀”;与我关系不好的,我一定给你打“不合格”。
大学中官员考核的“重指标”倾向是针对考核标准而言的。大学在考核官员时,标准又是那些呢?这往往又是一堆反映大学科研状态的“GDP”:发表了多少论文、多少论著;申请成功了多少XXX点;获得多少个省级以上项目和奖励,如此等等。即便是为学院服务的各职能部门,也把这些指标当成硬通货。各位处长、部长们也是大谈自己在本年度的科研业绩,本部门的科研业绩以及本部门帮助下各学院完成的业绩。
当然,在这两个倾向中,“两个倾向”的权重是不同的。“唯关系”中的“唯”说明了“关系”在考核中的决定性作用;“重指标”中的“重”只说明了这个指标的价值。但它是否真正反映了自身的“重”,还要看执行主体对你的“关系”。在两种倾向的关系中,当两者倾向一致时:即关系好者“指标”正好重,还能服众关系;但当关系不好时,“重”指标可能成为“轻”指标,则完成异化了官员考核的目标与意义。
在这两种倾向的共同作用下,大学中的“官员”就完全官僚化了。在“唯关系”的导引下,官员们拚命拍领导的马屁,拚命去搞好与其它官员的关系,不敢得罪有“有不合理要求”的群众,因为他们可以给自己打“不合格”票,而有些学校规定了“不合格票”超“X”张后,干部自然免职。于是乎,大学中重视搞好关系超过工作的情况也就蔚然成风。看官如不信,你只要问问、了解一下你们学校一年中、甚至年终一个月,你们的官员花了多了餐费、喝了多少酒就知道结论了。所以有官员总结出一个当干部的真理:宁伤原则不伤感情!在“重指标”的导引下,官员使出浑身解数,吃饭、送礼、搞关系去争项目的情况也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在这个指标的导引下,官员们“著作”、“论文”、“项目”、“奖励”等“大学GDP”是颇高。教师没有门路和公款做这些,就造假吧。学术的本质和内涵也完全异化为工具了,失去了大学的学术性本质,失去了学术的真理性追求。
大学中官员考核中的这两种倾向应该立即予以纠正。如何纠正,我没有认真研究过,但我想其中的关键有两条:充实评价主体,使其有“民”性;调整评价指标,使其有“学术”性。对第一条,我想说的是,应该让“官员”服务的对象在官员考核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即对职能部门的领导,要让接受服务的教师给予更多的评价;学院领导,要让接受服务的学生给予更多的评价。这些被服务的“民”们,即教师和学生才是真正具有发言权的人,不应该让这些“主人们”边缘化。对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应该在官员考核中,更多地反映大学的职能、反映大学的学术性组织特征。要增加一些反映学校育人情况、教学情况、科研氛围情况、大学精神文化追求情况等方面的指标。大学的任何人必须时时、事事、处处明白大学的中心职能是育人,大学的官员考核也必须以此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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