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其实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叫法，古人大多喜欢用斋、轩、屋、亭、室、庵等等字来命名书房。

书房早期叫书斋的较多，指藏有各种图书并专用于读书写字的房间。萧乾先生曾给书斋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书斋，在我的概念中，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刷刷，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 

  书房不仅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助力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汉代文学家张衡称赞自己的书房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由此可见在传统文人思想中，书房本身是一个具备艺术体验、阅读写作与图书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

其实，历代文人的书斋比我们现在的书房要讲究多了，讲究格调品味、自然古雅。除此之外，文房四宝自不必说，当时文人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并且，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一切都有讲究。

历代一些著名文人的书斋都有斋名，比如，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绿天庵”、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南宋诗人陆游的“学老斋”、明代文学家张溥的“七焚庵”、清代史学家黄宗羲的“惜字斋”、清代蒲松龄的“聊斋”、民国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等。

   上述斋名，刘禹锡的“陋室”并不高雅，但他却最有名气，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成了无数名士们的精神家园。

如今，除少数著名文史学家外，一般知识分子恐怕大部分书房都没有什么斋名，而且多是书房兼做卧室的。特别是科技人员，他们不像文史人员那样存较多的书，往往是存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科技书，数量有限，有几个书架或书柜就够存放了。为便于研究和工作，科技人员更喜欢书柜和床铺置于一室，即书房兼卧室。

我的书房按萧乾先生的定义，不该叫书房，因为我的书房是摆了床铺的，说他是书房，但也可以说他是卧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我就权且称他为“书房”。

我是个科技工作者，起初就只有几本常用科技书籍，我长期从事勘测工作，流动性大，这几本专业书籍，就随着我到处流浪。30岁，成了家，有了住房，但也是临时借公家的住房，家具也是公家的，主要是床铺、书桌、椅子、五屉柜，没有书架或书柜。文化大革命期间，1970年，我们单位合并到铁二院，虽然也分了房子，但也都是临时的，那时也总在外业工作，流动性大，除几本专业书籍外，也没有更多的。压根儿也没想购置书架，更不要说书柜了。再者，当时住房小，住的都很挤，要是再加上书架（书柜），往哪儿放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单位从成都搬回北京。单位陆陆续续在左家庄、劲松等地给职工分了住房，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房。虽然面积不大（建筑面积60平米），产权也不是自己的，但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很满意了，至少有了安身之所，一家子人，终于可以住在一起了。此时，书籍也多了些，主要是买了些娱乐性的书籍，还有我爱人也有些专业书籍，于是就购买了最轻便的小书架。这书架的出现，当然谈不上是书房，但可以闻到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又喜迁新居——方庄住宅区。这是个24层的高楼，住房建筑面积约80平米，共有三间小房间、一个小厅，小厨房和小厕所各一间。到新家后，大家都忙着装修，基本都是简易的装修。此时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虽然还没退休仍在单位工作，但已经不出外业工作了，生活、工作比较安定了。以前那种忘我工作，轰轰烈烈工作的情景不再有了。我思想上也就比较轻松些，也开始想过过轻松的生活，于是经常到书店或书市购买些文娱性的书籍，比如摄影、象棋、围棋、歌曲、谜语、小说等书籍。这个时期虽然买了一些新书，但也不多，总共也不过百来本，也没想买什么更多的书柜，还是一个小书架凑合着用。直到2008年，我们把方庄的家又重新进行了装修。这时，两个儿子都成了家，也都有了房子，不和我们一起住了。这样原来的住房结构不适合我们居住了。我们把一间小卧室与小厅合并，变成大厅。老两口各用一个卧室，这样一来，我的卧室约14平米。我们的衣柜是墙柜，不占面积，放个单人床、一张书桌，贴墙还可以摆放几个书柜。装修后就买了3组半书柜，书柜高度约两米，快顶到天花板。四个书柜宽约2米多，几乎占满了一个墙面。每个柜有三格（层），最下一层是抽屉。3组半书柜，12格，书柜显得空荡荡的，于是我就把相册、工艺品等杂物往书柜里放。后来，我开始对文史感兴趣，又买了不少文史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小说、散文等，买了大量与写文学著作有关的文史书籍，还有部分文史学家赠送的书籍，遽然间书籍数量增加到四、五百册。于是我就像退耕还林一样，把非书籍占领的书柜部分通通退出，让书籍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书柜。

书多了，该怎么摆放，不同的人习惯不同，很难说怎么摆放最合理。估计大部分人都是分门别类放置在书柜里，用起来方便。但也不尽然，有的人就喜欢到处放。林语堂先生就是主张书到处放称之为“自然的方法”，他甚至说我自己不知道那一处是我喜欢放书的地方。这种方法的结果自然是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厨房里，厕所里，以及其他地方都可见到书籍。

历代不少文人藏书，多者可达万册甚至数十万册，那就不是书房、书斋所能容纳了，而是书楼了。此时，书主的书并不是为了自己所用，而是为别人所用，他自己也从文人、学者的身份转变为藏书家。

其实，我们所熟悉的近现代文人、专家、学者，在成才之前，很少有专用的书房，绝大部分是出了名后，书多了起来，也有比较宽敞的住房了，才有条件建立书房。许多知识分子建立书房后，已经到了出成果的晚期，甚至已不出成果了。书房里的图书杂志对他们而言已毫无作用了，基本就是一种摆设而已。如果后代也有前辈的好学因子，倒有可能从藏书中吸取养分，将来成为文人、专家、学者。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作家舒芜、陈平原、林希等，都是从前辈的书房或存书中吸取养分，最后走上文学道路的。

其实更多成才的人不是靠家中有书房或存书，这只是外因，关键还是看自己是不是热爱读书，或对某方面知识情有独钟。就以文学界为例，据我所知大量的文学家都是从小就爱看文学著作，他们家里并没有什么书房和存书。他们大都是到书店、书摊、图书馆看书，有的的甚至要走很长的路。有的是借别人的书看，他们有时就靠大人给的压岁钱买几本书而已。这些人往往是书痴，看到书就像吸铁一样把他吸住，这些人往往就会成才。

许多作家都喜欢逛书店和买书，据我所知，如阿英、林海音、孙犁、绿原、钟敬文、冯亦代、王辛笛等等，都是嗜好读书、逛书店、买书的。应该说所有作家都有这种爱好，而不仅仅是我举的这几个作家。

当代藏书家中，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先生藏书多达25万册，配得上一个“最”字了。近现代文人中藏书较多的，据我所知还有阿英（找不到具体数字）、郑振铎（100000余册）、季羡林（几万册）、巴金（约15000余册）、鲁迅（14000余册）........。

我的存书从来没有统计过，后来要入住养老院，大致统计了一下也就是500册左右。我的存书虽然不多 ，但我还是分门别类放在书柜里。主要有：故乡类（与故乡有关的书籍）、文学类（包括文学杂志）、社会科学类（包括政治、哲学等）、历史类、地理类、人物传记类、科技类、医学类、书法类、文体类、工具书类、杂类、个人著作类等。其中以故乡类和文学类居多。由于我的存书不多，大部分是我自己想看而买的，有部分是友人赠送的，所以大约80％的书籍我都翻阅过。虽然存书不多，但后来书柜还放不下，只得又买一个活动书架，放在书桌右侧，该书柜主要是放置各种杂志以及常看的书籍，伸手就可取用，十分方便。

我看书速度很慢，不像有的人一目十行，特别是小孩，有的三、四小时就能看完一本长篇小说。我没这本领，我看书，遇到精彩的段落都习惯用笔在文字下方画上线条，所以看书速度慢。再就是我文学水平低，很多字义不懂，经常要查字典，并记到专用的本子上，所以就更慢了，这种慢而笨的方法，让我获益不少，多少提高了一些文学水平。到了中老年后，我看书速度就更慢了。

2022年我入住养老院，在入住养老院之前，我陆续处理了不少书籍，作为废品卖掉，物价在不断上涨，但废品好像并没涨价。入住养老院之初，我只带了几本字帖和工具书。但后来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恋书的情绪日益增长，一些书朝夕相处，总有难分难舍的感觉，于是又叫儿子到家里把一些书陆续带来，现在带到养老院的书已达100多本了，看到这些书倍感亲切，垂老难忘。他们还要继续陪我，让我消遣消遣，直到我断了气。岂不猗欤休哉！

完稿于2023-8-5

本文未发表